论我国行政程序重启制度的构建——从“池军案”和“何洪松案”谈起

行政程序重启是行政机关应行政相对人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撤销、废止原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法律制度。我国行政法并没有行政程序重启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几则案例表明行政程序重启理论和制度应当得到我国行政法学界的关注。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行政程序重启制度,借此我国应当从行政程序重启的概念、理由及其适用条件等方面予以构建。

论证行政程序重启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

行政行为具备效力理论,即一经发生则会产生法律效力,据此我们可以得知:一旦发生行政行为,并且发生者本人在特定时间内对此不进行复议、起诉,即说明该行为生效,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存续力。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受到诉讼起诉期限的绝对限制,当事人为绕过救济期限已满的巨大障碍,采取迂回策略——对相关行政机关提出履责诉讼,规避起诉期限。那么实践中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对于一个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在当事人认为受到不利影响,可否能突破行政行为效力理论与法的安定性原则?截止当下,我国在行政法领域一直存有欠缺,没有明确的或者法律意义的行政程序法,这就导致很多域外好的制度都脱离法律约束,没有成型文件也规范化。现实中的实际情况不断督促行政领域方面的专家、学者学习域外完善的制度并与中国的现实基础相结合加以论证,改良出适合中国现状的行政程序制度。文章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论证我国现行法律基础能否适用行政程序重开制度,从规范性和实体角度讨论阻却我国行政程序的确立以及支撑我国确定该制度的依据。

论行政程序重启的容许性——基于王建设诉兰考县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的分析

行政行为作出并生效后在法定期限内不诉请救济的,即不可再行诉讼。面对诉讼困局,王建设案中的原告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向原机关申请注销原发证行为,对此,域外普遍有行政程序重启制度予以应对,而我国因欠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程序重启应否容许成为难题,以致产生迥异的司法判决。理论上,行政高效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不足以成为申请程序重启的阻却理由,行政法治原则的高阶性为申请程序重启提供了根据。规范上,即便没有明确的赋权性规范,但借助解释技术,义务性规范也存在容纳程序重启申请权的空间。另外,应摒弃将"不予答复处理"和"驳回申请决定"界定为不可诉的重复处理行为的做法,容许其可诉,但应为之设定必要的限度。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走出困境的可行之策——兼议检察机关操作规则的构建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已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由于刚刚步入正轨,规定尚不周详,仍存在花钱买刑、规则未妥善衔接等问题,需要立法的完善与社区矫正、国家扶助等机制的跟进。其中,检察机关任重道远,通过设立内部专门和解机构、分阶段确定启动条件与程序与构建程序重启机制等方法可更大程度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作用。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已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这一在西方盛行且充满活力的制度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由于刚刚步入正轨,被质疑花钱买刑、造成对被害人的二次迫害等问题迫切需要制度及时作出反应以解决,笔者从一名法律工作者角度,浅谈未来发展的可行之策与现阶段检察机关的"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