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方言中程度义词语举隅

鄂州方言是反映吴都文化的窗口,吴王古都的历史文化信息需要由鄂州方言来承载。在鄂州作为国际化空港城建设的重要时期,记录并保护鄂州方言,也是呈现和保护吴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途径。文章从鄂州城区方言着手,从程度状语和程度补语两个方面分析鄂州方言词汇中程度义地域的表达形式。通过对方言乡音的举隅,唤起人们认识到方言独特的文化属性以及不可再生性,激起人们对方言传承紧迫性的重视,并引导当代鄂州人发现方言的美好和生命力。

程度义“V+到”结构的配价分析

运用配价语法理论,结合语义特征分析方法,可见程度义"V+到"结构,是二价结构,"到"字在其中始终保留二价,因此它是一个有所虚化的动词。

论程度义对语用的影响

语言的三个层面(语义、语法和语用)是相互制约的。程度作为一个语义范畴,它对语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不同量级程度义对语用的影响和同一量级程度义对语用的影响,前者具体表现为对语气和信息结构的影响,后者具体表现为同一量级程度义可表达不同的语气和感情色彩。

极性程度义“掉渣”的功能、搭配与成因

述宾短语"掉渣"语义虚化后,演化为一个表达极性程度义的准副词。副词化的"掉渣"在句法功能上具有唯补性,语义搭配上多选择和单音节消极义的性质形容词组配,其虚化机制是转喻模式。形容词性质的"掉渣"是另一个语法化方向的结果,与极性程度义的"掉渣"并无承继关系。

现代汉语形式对名词程度义的激活

现代汉语名词系统纷繁复杂,凸显程度义的这类名词在其中别具一格。对名词程度义的关注,拓展了名词相关研究的思路。程度义名词在语言运用中对句法形式的要求非常严格,其程度义的表达和理解都离不开特定的形式。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了凸显名词程度义的"有/没有+名词""比+名词+还+名词"和"名词1+不+名词1、名词2+不+名词2"三种常见形式,并通过对这三种形式的描写分析,确定程度义名词的范围包括抽象名词、具体名词和专有名词。

从范围义到程度义--以“天下”等词为例

文章考察了“天下”等词的语义演变,进一步证明了汉语中存在从范围义到程度义的语义关联。在先秦汉语中,“天下”从语义实在的处所范围词演变为表示“某种性质程度最高”的程度义。这种语义演变与其所处定语位置有密切联系,也与“天下(之)NP”中NP的性质以及整个“天下(之)NP”的语法功能有关。这种语义关联一直延续到现代汉语中,“世界、宇宙”等的词义演变迹象是典型的例子。文章从认知角度分析了这一语义演变背后的动因。

汉语数词的程度义探析——以“十”“百”“千”“万”为例

程度的差别可以表现为数量的差别,程度的深浅、高低与数量的大小、多少有着天然的映射关系。典型的高量级程度往往是基于数量关系,由"多数、大量"转化而来。文章讨论了计数单位"十""百""千""万"由表示"多"虚化为表示"程度高"的情况,由于计数单位具有"多数、大量、满、齐全"的特点,往往在大多数语言中都能隐喻为"程度高";在汉语中,它们的虚化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可以分为两类:其中"十""百"由于计数单位的功能更为显著,由表示"多"先虚化为表示"总括",继而进一步虚化表示程度高;"千"属于另一种情况:由于"千"作为计数单位的功能在汉语中相对不太常用,而其"大量"义显著,因而"千"的高量级程度义有可能是直接由"大量"虚化而来的。"万"在语义上既具有"极大量"的语义特征,又能表示"总括",因而在虚化表示高量级程度时,可能兼具两种语法化路径。

含极性程度义的“(V)杀”、“(V)煞”和“(V)死”差异研究

在现代汉语中,"杀"、"煞"与"死"都可以用在动词性词语后表极性程度义,三者所在结构"V～"在句法、语义、语用上有着许多相同之处,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句法分布、带宾情况以及语体的差异。本文主要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三者的差别,并试图从三者历时发展变化的分析中得到解释。

极性程度义构式“X+(到)+爆表”探究

构式"X+(到)+爆表"是近年来非常流行的网络用语,表达的是言者对某一种状态(形态)的程度描述已经超出某个范围的量度评价,属极性程度义构式。在该构式中,常量"爆表"语义发生演变并已词汇化,变量"X"由于受到常量及构式本身的影响,呈现出主观程度性和评价性的语义特征。构式"X+(到)+爆表"的形成归因于言者的主观量评价、程度义凸显和语用心理三种因素共同作用。

大连方言词语研究——以表程度义词语为例

大连方言属于胶辽官话中的登连片,其方言中有一些表程度义的特色词语,在人们交流中的使用频率极高,如"血受"中的"血","齁咸"中的"齁","彪呼呼"中的"呼呼",还有独立成词的"干净""绝了"等。但是由于语音、词义的变化,人们多不知其所以然。从字源与字义的角度对大连方言词语中表程度义的词语进行考释,同时从文化语言学视角对大连方言中表程度义词语使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非范畴化“有+名”主观程度义分析

"有+名"是现代汉语中的一种常见结构。本文从非范畴化主观性程度量入手,分析"有+名"结构主观程度义的产生与结构要素本身的密切关系,即"有"的非典型性动词性和"名"的非具体性、无指性同时决定的,同时还有语用的推动力。还探讨了这种主观程度义获得的途径:标记凸显和语义沾染。最后本文认为主观程度义是由"有+名"整体构式获得的。

程度义“X不要不要的”结构探析

"X不要不要的"用来表程度义,分析其出现在中心语X位置上的主要为名词、动词及动词性词组、心理动词、形容词、副词,并概括其结构类型主要表现为"X到/的/得不要不要的"。最后,从网络、语言学、模因论的角度探讨其广泛传播的动因。

四川方言“飞”之程度义探源

四川方言中“飞”可以表示程度之高,相当于普通话里的“很、极”。历时研究表明,它的程度义是通过意义泛化、比喻引申、词义弱化三种方式,经过“飞翔→在空中活动→迅速运送→迅速→非常”五个阶段演变而成,最早见于江浙地区的方言,之后由于人口迁移和语言融合而渗透到四川方言中并逐渐稳固,成为四川方言中的常用词义。

极性程度义“不要太XP”的构式化与话语功能——兼及从语法构式到修辞构式的路径构拟

极性程度义“不要太XP”源于吴语方言“勿要忒X”,逐步构式化为表示正面认知效果“XP到了极点”的习语。其构式化的动因主要是主观化和语用推理,机制主要是重新分析和语境吸收。从基于元语否定义的劝诫功能到基于冗余否定义的极性程度感叹功能的转变,最终促成了“不要太XP”由表否定义的语法构式发展为表极性程度义的修辞构式。在语篇中,“不要太XP”具有一定的情感表达功能与评价性的标记语功能。

程度义“实力X”结构探析

"实力"在现代汉语中作名词,本义为"实在的力量"。"实力X"结构刚开始指的是拥有一定实在力量的派别或人,如"实力歌手、实力演员"等。网络上出现的诸如"实力打脸、实力圈粉、实力可爱"等新型搭配中,"实力"从原先具有实在意义的名词,语法化为程度副词。本文分析出现在X位置上的中心语主要包含哪些语法类型,并探讨"实力"意义虚化的轨迹及"实力X"发展的动因。

浅析“W极了”与“W死了”类表程度义述补结构的异同

本文主要从句法方面分析了“W极了”与“W死了”类表程度义述补结构的异同。在句法上，从词性方面来看，“极”已经完全虚化为程度副词，而“死”则是还未虚化完全依旧受实词意义影响的“准副词”；从对谓词的选择来看，前者多与褒义词、双音节词搭配，而后者多与贬义词、单音节词搭配。

“X得Y”结构及其高量程度义获得途径

在“X得Y”结构中,“可以”类词语独立充当补语,表达高量程度义,并具有主观情态,整个结构倾向于表达消极意义。动补结构补语能够自然获得程度,本身没有程度义的“可以”类词语,因进入动补结构而导致程度义的产生,进而出现省缩现象。其省缩形式可以分为成分省缩和内容省缩。省缩的动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其表层动因表现为从概念缺失表达,到情感回避表达,再到信息减少表达,其深层动因则是语言经济原则的作用。该结构省缩的后果是,“可以”类词语获得高量程度义。“可以”已经成为表示高程度意义的“准副词”,“不能”“不成”则是表示高程度意义的语法词,“什么似的”只是在结构中浮现高程度义。“X得Y”结构是汉语高量程度表达连续统的一部分。

高程度义构式“X得够呛”研究

“X得够呛”是现代汉语程度构式之一。构式由变量构件“X”及常量构件“得”与“够呛”组成,变量构件“X”核心成员为性质形容词,部分心理动词及动作动词也可进入构式,多呈现负面、消极语义色彩。构式句法表征比较灵活,可以用作独立单句、独立分句,句内主要作谓语。构式主要表示高程度义,表义带有明显的主观性特征。构式高程度义主要来源于“够呛”的语义演化及“抄近路得出隐含义”的认知机制。

从结构式增扩看高程度义结构式“最/再A不过”的产生

"最A不过"和"再A不过"是现代汉语表达高程度义时高频使用的结构式,它们都是通过在已经性质形容词化的高程度义结构式"A不过"的谓词性成分A前添加副词性成分而形成的,所添加的"最"为程度副词,所添加的"再"为语气副词。从其组成要素的性质及形成过程来看,二者应该是具有同义关系的两个结构式。

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的语义特点探析

心理活动动词不是惟一能被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相当一部分一般动词也有被程度副词修饰的可能性。本文面向对外汉语教学,探讨能受程度副词修饰的动词的语义特点。研究表明,能够进入"程度副词+动词"这一格式中的动词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动词语义具有明显的主观倾向性,2.动词具有抽象的性状义,3.动词具有程度义。文章进一步以此为例说明了动词的语义与句法格式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并且词义是决定某词能否进入某格式的最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