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来徽州文化象征的塑造——以程朱阙里的建构为中心

宋代以后,徽州文化由尚武转变为文雅,理学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歙县黄墩(篁墩)因为与二程和朱熹的特殊联系,受到徽州理学界的重视。明清时期,徽州先后两次掀起建构程朱阙里的高潮。在徽州理学界、士绅、宗族和商人的共同努力下,国家权力最终认可了篁墩为程朱阙里。此一建构过程是徽州社会各界自觉选择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徽州文化的本质。

江南明代祠堂记事内涵分析——以《程朱阙里志》为例

明代是传统祠堂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文献对其兴建作了部分记录,我们称其为"祠堂记事","祠堂记事"文献内容是研究传统祠堂建筑的重要资料。《程朱阙里志》就是一本典型的祠堂志,主要介绍徽州篁墩三夫子(程颢、程颐、朱熹)合祀祠堂(程朱阙里祠)的兴建史,本文以此为例分析江南明代"祠堂记事"内涵,指出像、图、源、委的有机统一成为江南明代"祠堂记事"的新特点。

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到新安理学:宋元明清时期徽州地域文化认同的建构

两宋以来特别是南宋至元明清时期,随着第三次中原地区大姓望族南迁高潮的完成,徽州地域经济与文化开发的不断深入,徽商的强势崛起,科举考试的成功,以及社会持续稳定局面的形成,一批徽州籍地方官员、士绅、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在致力于理学等学术探讨的同时,至迟从北宋中叶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以“东南邹鲁”为中心的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并在明代中后期完成了东南邹鲁、徽州学术谱系、程朱阙里和以《文公家礼》为中心的民间礼仪认同的建构任务。在从东南邹鲁、程朱阙里、新安理学到礼仪认同的建构过程中,徽州学者暨知识和文化精英出现了罔顾事实,牵强附会,甚至背离学术宗旨粗制滥造、片面夸大的一己之私和门户之见等弊端。

“程朱阙里”与新安理学

二程和朱熹祖籍徽州,“洛闽溯源”,和徽州关系密切,新安理学即程朱理学在徽州的突出体现。

从阙里、文公阙里到程朱阙里:《程朱阙里志》的的撰著与旨趣

“程朱阙里”三志的文献书写,奠基于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地位的抬升以及“新安理学”地域传统的文化认同。徽州地域内部“文公阙里”与“程朱阙里”同时存在,但歙县“程朱阙里”的构建明显晚于婺源“文公阙里”的塑造,也因此彰显出徽州内部,尤其是婺源与歙县之间的隐微竞争关系。而明代有关文庙诸圣贤崇祀制度的推进,形成了以孔子“圣裔”为核心的特殊圣贤后裔群体,进而影响了圣贤家志、家传著述的普遍出现,强化了地方治政与圣贤后裔、士绅群体的互动关系。《程朱阙里志》的出现及其续撰,在促进徽州地方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是更大制度、文献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篁墩,北方移民的中转地

"程朱阙里"先后走出了众多中国史上著名人物的祖先,是因为篁墩是一个山环水复的"澳区"。

徽商、儒商与官商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在明清商界叱咤近300余年,其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崇儒”。来自“程朱阙里”的徽商,将儒学‘仁义礼智信”的要义作为待人处事的行为准则,以儒家道德标准来规范商业经营活动。所以,徽商与同时代的其他商帮相比,有重信义、尚礼仪、好读书等特点,这些特点为徽商赢得声誉,也为其商业竞争中战胜对手、赢得市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度“崇儒”,不少徽商致富后,或弃贾从儒,或让子弟专习儒业。这也导致徽商整个群体实力削弱,最终没落。

《环翠堂园景图》的风景建构与文化认同

明清时期,徽派版画兴旺发展,创作出大量版画精品。徽派版画的题材内容包罗万象,其中,风景版画占据重要地位,代表性作品便是明万历年间新安汪氏环翠堂刻的《环翠堂园景图》,主要以徽州的自然和人文风景为绘刻对象。风景在《环翠堂园景图》中,并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视觉符号存在,还被＂掺入了道德的、观念的、政治的因素＂（[1]）,表现出多重文化认同形式,具有了深刻的审美和文化表征意义。

认识徽州古建筑(下)

牌坊,徽州牌坊之多,堪称全国之最。首先是由于徽州素称“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封建礼教对社会影响特别深;其次是由于徽州建筑文化发达,特别是石雕技术高超;第三则是由于徽商富室称雄江南,建设牌坊的资金容易筹集。据明弘治《徽州府志》所载,徽州在弘治十五年(1502)共有牌坊448座。弘治以后至清末屡有建造,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应该不在少数。明、清两代的古牌坊建筑历经五、六百年的风雨,仍有不少留存至今,如歙县徽城大学士坊、歙县棠樋牌坊群、歙县丰□台宪坊、歙县郑村贞白里坊、歙县殷家村殷尚书坊及大司徒坊、黔县西递胡文光刺史坊、休宁县齐云山玉虚宫牌坊等。

万安罗盘:经纬天地间

古徽州是"程朱阙里",朱子理学充分浸润之地,封建礼教深入人心,厚生重葬,人们对阳基、阴宅的选址都非常讲究。罗盘也叫罗经、罗经盘、罗针等,取包罗万向,经纬天地之意。在中国古代,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和堪舆。它由指示方向的磁针和占测方向的占盘组成。指南针位于罗盘的中心,它的周围是占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