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国家理论的核心命题、历史检验及政策启示——“税收国家优越论”批判

作为财政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国家理论源于经济学大师的建构,内嵌于西方主流话语体系,逐渐形成了一种“税收国家优越”的价值导向。本文总结了税收国家理论的三大核心命题:征税推动了代议制民主、只有税收国家才是现代国家、只有税收国家才能形成高质量的国家治理。运用财政社会学提倡的财政史研究方法,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考察了中世纪晚期至近代西欧代表性国家和古代中国进入税收国家的历史。研究发现:税收国家理论的核心命题无法得到中西方税收国家转型史实的支持,税收国家理论的政策逻辑并不具有规范性意义,解决中国财税体制问题还是要回归本国实际。

税收国家框架下的“土地财政”法律制度改革

"土地财政"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法律制度、土地税收法律制度以及土地收费法律制度。税收国家作为财政国家的一种类型,是指国家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的大方向是税收国家。税收国家的基本宪政意蕴实质上就是纳税人权利的彰显以及政府权力的制约。在税收国家框架下,"土地财政"法律制度亟需改革。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税收国家"的概念是财政社会学者率先提出的,我国从传统财政模式向税收国家的转型,是近代意义上的产物。从晚清开始,我国的税制结构从以农业税为主体向以工商业税收为主体转型。作为后起国家,税收法定原则与预算法定原则并行不悖,是不是一定要先经历"税收国家"才能发展成为"预算国家",还有待检验。

赤字财政、公债货币化与税收国家的危机

凯恩斯革命颠覆了平衡预算的古典财政原则,而代之以倾向于赤字扩张的功能财政,功能财政下产生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借助公债货币化来弥补的,由此,铸币税、通货膨胀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深刻地引发了税收国家的危机。本文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这一理路发展,并从财政立宪和货币立宪的角度审视了现代国家的建构问题。

论走向“税收国家”的中国遗产税之建制基础

税收国家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工具,它与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重新审视税收国家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关联度,挖掘其合理内核,使之服务于中国遗产税的建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遗产税作为"富人税",以其在缓解分配不公、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赠等方面的独到功能,受到中国政府的青睐。当前中国正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经济上实行混合所有制,政治上以法治国、社会国标准进行改革,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故遗产税的建制基础已基本奠定,今后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开征时机、开征障碍以及遗产税立法技术及配套措施上。

论中国向“税收国家”转型

税收国家是西方学者针对私有制社会的特点,从财政角度对国家形态的界定。因此,税收国家理论的提出具有独特的制度背景。税收国家的标准是以国家、社会二元化为前提,以税收收入为基础,以民生福利为理念,以课税平等为原则。只要满足税收国家的形式要件,在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同样能够实现税收国家。然而,目前的中国距税收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对税法进行技术性的调整或改革,还要进行税收立宪。

税收国家及其治理任务

国家治理面临着三大治理任务:社会控制、合作和代理人规制,但不同的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三大治理任务却不尽相同。从财政社会学视角看,不同类型的税收国家中三大治理任务的状况及相互关系各不相同,并会对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税收国家类型主要包括贡纳国家、家财型国家、租金国家、税收国家和财政国家,其三大治理任务的具体形式和挑战各不相同。但不同类型的税收国家都面临某种程度的选择困境,即加强一个治理任务往往需要以牺牲另一个为代价,这在现代家财型国家和财政国家具有突出的表现。

试论中国税负的合理性——从“税收国家”走向“预算国家”

近年来,中国税收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同期GDP增长速度,引发了人们对于税负合理性问题的关注。评判立场与选取指标的差异,导致各方对中国税负合理性的争议。如何"取之于民",继而如何"用之于民",应当是中国税负合理性的基本判断标准。一定意义上,努力通过"国家的善意"实现"善意的国家"是税收的终极目标。而构建国家与市场、公民之间在权力、能力、责任、义务和利益等多方面的动态合理博弈关系,完成从"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的转变,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则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奠基石,也是一个较之税负合理性更具深究价值、更为重大的命题。

非典型税收国家:当代中国的表现与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利润在国家收入结构中的比例逐步下降,税收性收入比重越来越大,财政结构逐步由传统"自产国家"转向现代"税收国家"形态。然而,由于对自产国家体制的路径依赖,财政收入对于国有经济过度依赖的状况没有实质改变,税收国家成长呈现出非典型的特征,处于不稳定的变异状态,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为克服传统自产国家的历史制约与现代税收国家的现实危机,当代中国的财政国家构建应当确立"预算国家"目标,大力推进财政民主化改革。

我国税收国家发展的实证分析与国际比较

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有所降低,由于国际统计口径的不同使得我们无法直接就此进行国际比较。通过调整数据口径,分析我国财政收入结构并进行国际比较。我国目前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主体,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债务收入相对发达国家来说规模较小,短期内对我国造成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我国在向税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需要控制债务规模。

试论税收国家建设

税收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人类存在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阶段。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确保国家职能的充分实现,能够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为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税收国家需要从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税收国家的宪政逻辑

“财政为庶政之母”，政府的存在与正常运转仰赖于健全的财政。历史上，根据政府财政收入来源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税收国家三种类型。古代国家以所有权人身份行使统治权，对于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财产具有获取、分配及使用的权力，因此被称为所有权者国家。企业国家是将生产工具收归国有，独占企业经营权，并以其收入作为财政主要来源，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归为这类形态。而税收国家则是指政府不直接经营产业，营利事业均交由社会来进行，政府的收入来源于税收，现代法治国家均采取税收国家形态。

有关“税收国家”的几个问题

国家权力与政府行为的实施必须以税收作为基础,因此可以通过预算来合理安排政府的税收收入可有效控制与规范政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学者对于“税收国家”与“预算国家”等概念的界定,并认为此界定与分类与历史实践的不符,应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标准重新界定“税收国家”。

我国税制变迁的历史简析——以专制制度下税收国家时期为例

我国专制制度下税收国家时期看似混乱的税制变迁过程,具有的基本特征是:被社会中具有垄断强制力的阶层左右,不受法律约束,无需通过法定程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概括起来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国家比较强大时,对税制的调整是为了理顺分配,以图国家强盛。此时,在短期内,某一税制能够被强制推行。而从长期看,则会经由社会中个人的自发行为使税制在实施中变形,从而引发变迁。二是在国势衰微之时,国家财政窘迫,为挽回国势,财政支出急遽增加。此时,大多数税制调整,单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目标,而鲜于顾及社会经济的后续发展。最终税制难以推行并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个人行为在这两种情形下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会影响税制的衍生。

收入生产模式转变对政党国家结构要素的影响——从自产国家到税收国家

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变,对政党国家结构要素产生深远的影响:经济成份从单一国有经济到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国家科层的"瘦身";部分互联线的撤离、弱化、切断和扯断;新利益群体即纳税群体出现及其权利意识的觉醒,产生要求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需求;政党国家逐渐向现代民主制度转型。

收入生产模式的转变对政党国家体制的影响——从自产国家到税收国家

在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两个新的要素会随之出现:纳税人群体和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需求。这两个新的要素会从两个方面对政党国家体制造成影响:一方面出现扯断交叉依附连线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政党国家的自我支持机制逐渐弱化,这种弱化是历史的进步,有利于现代民主制度的全面建设。

试论税收国家及其法治构造

什么是税收国家?为何要成为税收国家?税收国家的法治构造又当是如何?带着这一系列问题,文章从税收国家基本理论出发,探究其法治构造,结合我国在转型成为税收国家道路上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尝试找出解决我国目前建设税收国家及其法治构造的适合途径。

走向“税收国家”——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财政社会学视角

改革开放后,改革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改革的动力又是什么?财政社会学认为财政压力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运用财政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进行分析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收入紧缩与公共支出需求持续增加所导致的财政困局是倒逼改革的重要动因。经济制度的改革逐渐建立起了承认和保护个人产权的机制,使得市场主体承担纳税义务有了合理性。这是一个典型的"产权换税收"过程,也是政府通过放松控制力来换取财政成长性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自产国家"逐渐演变为一定程度上的"税收国家"。

试论税收国家的出现对政党国家体制的影响

在税收国家出现的过程中,两个新的要素会随之出现:纳税人群体和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需求。这两个新的要素会从两个方面对政党国家体制造成影响:一方面出现扯断交叉依附连线的政治要求;另一方面政党国家的自我支持机制逐渐弱化。

有关“税收国家”的几个问题

国家权力与政府行为的实施必须以税收作为基础,因此可以通过预算来合理安排政府的税收收入可有效控制与规范政府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当前学者对于"税收国家"与"预算国家"等概念的界定,并认为此界定与分类与历史实践的不符,应基于"公平"与"效率"的标准重新界定"税收国家"。最后,本文提出了对于"税收国家"与"预算国家"的研究对于当前中国财税改革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