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家财型财政”与中国国家构建

在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财政的转型并未像西欧那样直接从家财型转为税收型,而是经历了两次从家财型向税收型的转型:晚清和民国期间,从帝国家财型财政,转向一种(落后的)税收型财政,但这次转型并未实现现代财政,引发中国财政向现代家财型财政的转向;1978年后,从现代家财型财政,转向(先进的)税收型财政,这次转型相对成功,也标志着中国国家转型的某种成功。在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现代家财型财政的兴起、衰落与解体,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国家建构视角来看,现代家财型财政巩固了国家政权,完成了工业化积累,帮助创造了现代国家发展所需的社会基础。

家财型财政的概念及其运用

家财型财政这一概念的提出,是要用来概括政府以国有财产收益为主要财政收入形式的财政类型。在内容上,家财型财政包括西欧封建财政、中华帝国财政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财政等三种。这一概念在形式上符合研究的要求,在内容上有助于研究财政转型及其政治意义,同时该概念也具有较为深厚的渊源于财政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在追溯家财型财政概念理论渊源的基础上,笔者总结了自己运用这一概念对中华帝国财政及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所进行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工作来看,这一概念显得有效、富有洞察力,因此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分析工具和财政类型划分办法。

财政下乡:现代国家的基层财政建设

财政下乡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基本命题。文章基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在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总结了基层财政转型的三种模式,即汲取—政府强制模式、积累—政社一体模式、惠农—政府自主模式,打破了学界对财政转型的线性思考,即从税收国家走向预算国家的欧洲经验。我国基层财政建设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现代预算制度,必须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宏观框架下,对财政合法性建设给予历史的、具体的理解。基层财政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公众参与,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重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

中国土地征收制度变迁的财政逻辑--基于财政社会学角度的考察

土地征收制度会受到财政政策影响。1959-1982年,财政权力下放、重工业优先支出,致使农村通货膨胀、地方征地权力增大,所以征地审批机关级别提高、权力回收,补偿标准上调。1982-1998年,分税制促使政府通过城市扩张提高GDP,加之通货膨胀使得征地程序更严格,补偿标准提高。新世纪公共财政下,法律细化了“公共利益”范围、提高了征地透明度,农民参与土地分红。财政从家财型向税收型转变,应当要严格征地程序,加强社会保障,处理好“央-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