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强度能否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

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发挥其微观主体的治理效能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基于税收征管数据与上市公司经营数据的匹配得到了2007—2022年的税收征管和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面板数据,并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税收征管强度能够通过信息不对称、内部监督、企业经营规范程度3个中介机制显著提升企业治理水平,在进行一系列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税收征管的企业治理水平效应存在产权、地域、成立时间的异质性,并对非国有、东部地区、成立时间较短企业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

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税收征管强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选择2011-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税收征管强度在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税收征管强度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显著负相关;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显著负相关;税收征管强度增强了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负相关;通过对企业性质的区分,发现不同企业性质下税收征管强度对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关系的调节效应也是不同的。

税收征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08~202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测算出中国31个省市的税收征管强度,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税收征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加强税收征管能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税收征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渠道产生效应,且税收征管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论文分别从政府、企业、市场三个维度就技术创新给出建议。

CEO-CFO校友关系与公司避税行为——基于税收征管强度视角的研究

以2007-201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CEOCFO校友关系对公司避税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该效应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更明显;进一步地,CEO-CFO校友关系的避税效应会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这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地区尤甚;拓展研究发现公司外部融资约束加剧了CEO-CFO校友关系的避税效应。本文在校友关系的视角丰富了人际关系作为非正式制度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研究,为投资者及监管者完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机制提供了理论参考。

社保征管体制改革对社保基金收入的影响研究

社保征管体制改革是推动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使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2020年社保基金收入数据,以“社保入税”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社保征管主体变更对社保基金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保费划转税务征收显著促进了社保基金收入,但在不同征收模式之间存在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社保入税”改革通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率这一渠道促进社保基金收入增长。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税收征管强度与社保基金收入之间呈“U”型关系,当地方税收努力大于1.563时,社保基金收入呈现可持续增长趋势。文章为继续深化社保征管体制改革,完善社保体系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有益参考。

寻租视角下的企业精准扶贫与税收规避

本文基于寻租理论,利用2013—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情况来进行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多期差分法分析,探讨企业精准扶贫对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发现,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其避税程度反而越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企业精准扶贫的避税效应更强;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精准扶贫的避税效应更强。本文揭示了精准扶贫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内在联系,拓展了企业精准扶贫动机的研究,对于政府和社会引导和监督企业更好地参与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话语权与避税程度--基于企业在产业链的不同角色定位

文章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在产业链中的话语权与企业避税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对下游客户的话语权越弱,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企业对上游客户的话语权越强,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与此同时,在机制研究中发现,企业对下游客户(上游客户)的话语权是通过影响企业营业利润水平(主业投资水平)来驱动企业实施避税行为。除此之外,在企业整体话语权研究中发现,企业对上下游客户所拥有话语权大小的不同组合会导致企业整体话语权对企业避税程度有不同的影响;在异质性研究中发现,企业产权性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会影响企业话语权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产业链话语权经济后果和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为税收征管部门更好地保障政府税收征收权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政府预算“超支”与企业实际税负

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政府预算“超支”造成的财政压力削弱了实质性减税的政策效果。如何使企业在减税降费中更有获得感,以激发市场活力是现代财税治理的重要话题。文章通过拓展的CES生产函数推导发现,政府预算“超支”会使企业实际税负向上正向偏离。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预算“超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预算“超支”引致的税收征管力度增强起到了传导作用。现金流约束较紧、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和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其实际税负受到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责任改革,匹配事权与财权,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加强预算法的实施,是规避地方政府预算“超支”,进而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企业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风险投资、融资约束与避税行为

风险投资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其监督作用亦能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以2009~2016年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上市公司的避税情况,发现风险投资机构持股对避税行为有显著的制约作用。另外,这种影响是通过降低融资约束这一中介途径实现的。而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的环境下,风险投资对避税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运用PSM方法处理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这种影响依然是显著的。研究呈现了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所发挥的外部治理作用和融资帮助,从而拓展了风险投资相关的研究文献,对于监控企业避税、改善公司治理也存在重要的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与迭代,数字经济在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变革等领域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为税收收入带来很大增长空间。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通过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及税收收入等相关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这一结论在对主要税种进行考察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税收征管强度的增加会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正向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在东部地区城市、大型城市显著为正,但在中西部地区城市及中小型城市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加剧了区域间税收收入差距。门槛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非线性效应,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动力支撑。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是解析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中国285个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结合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探究了“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压力型”财政激励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却不利于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也不利于促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机制识别发现,地方政府在“压力型”财政激励下通过“以地拓财源”和加强税收征管等方式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讨论发现,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和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压力型”财政激励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改进制度条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等促进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