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征管模式下环境税税收救济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税法》重视环境税的特殊性,设计了"环保监测、税务征收"的联合征管模式,但对环境税税收救济却没有特殊规定。当纳税人基于计税依据争议寻求救济时,适用一般税种救济制度的规定。这种救济制度导致纳税人知情权被忽视、直接责任主体的不合理以及"清税前置"规则下的高成本救济。因此,在坚持效率与公平原则基础上,保障纳税人的知情权,同时明确以环保部门为直接责任主体的救济程序,并取消"清税前置"规则的适用,以完善联合征管模式下环境税税收救济制度。

税收救济前置制度研究——以《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为视角

纳税争议发生后,纳税人寻求救济将遭到“清税前置”和“复议前置”的限制。从法律文本角度分析,税收救济前置制度强调“国库中心主义”,忽视保障纳税人权利;从实践案例角度分析,该制度存在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混淆、“纳税争议”法律规定不统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标准不明等问题。法的自由价值理论、纳税人权利保护理论、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理论皆彰显《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修订刻不容缓。取消双重前置,有助于保障纳税人权利,厘清国家税收秩序。

德国税收救济制度的建构原理初探

本文逐一剖析德国税收异议程序、初审程序和终审程序的特征,并从整体上揭示其内在的建构原理,旨在为我国税收救济制度的科学重构提供参考,提出以区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为基础进行救济功能整体配置,通过行政自制与行政他制的相互借力、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适时转换,从而实现救济制度私人目的与公共目的的兼顾与平衡。

欧盟劳动力税收和救济金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欧洲传统的福利制度造成了贫困陷阱和财政陷阱的产生,为了增加劳动力供给和鼓励就业,欧盟对劳动力税收和救济金制度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欧盟主要针对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济金政策、最低工资政策、提前退休制度、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减免政策以及对有孩子家庭的激励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对改革的成效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对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

纳税人权利保护视角下的《税收征管法》修改考量

"制度化的权利"才是真实的权利。我国缺乏全面系统的纳税人保护基本法,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主要依据《税收征管法》,虽然其在纳税人权利保护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与实施都难尽人意。在《税收征管法》修改酝酿之际,纳税人权利保护成为需要进一步探索和解决的课题。立基于纳税人权利保护理念,着眼于修改纳税人的概念条款;系统规定纳税人权利体系;增强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可操作性;以责任法治来规制相关机构的权力;完善税收征管法中的纳税服务法律体系建设;改善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诉讼条款等等系列化、层次化的建设性变革,有利于以权利义务为核心构筑我国的《税收征管法》,提高税收法治程度。

我国的“税收法定主义”:问题与对策

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民主与法治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具体体现。它对于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我国税收法治在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救济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我国应该做到:调整立法结构,规范立法权限;建立制约机制,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救济制度,发挥行政相对人监督作用。

从税收中立视角看我国税收优惠制度改革

税收中立作为竞争中立理论中重要的一环,其基本原则与实施方法遵循竞争中立制度的一般规则。在我国税收法定化愈加完善的今天,税收不中立的主要表现在于税收优惠制度的滥用。一般而言,税收中立要求同一行业内所有企业均享受相同的实际税负,但由于地方政府基于财政收入、利益输送、地区竞争等方面的考虑,个别企业特别是国企相较于其他企业获得了更多的税收优惠。短期来看该税收优惠政策可能会争取到企业的支持,但通过实证分析可知其效果往往达不到政策目标,而且从长期来看不公平不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会扭曲竞争,减损社会福利。澳大利亚税收中立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结合我国税收优惠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现阶段改进税收优惠制度以及初步建立我国税收中立体系所应当采取的措施。

清税前置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清税前置制度以保障国家税收利益、防止纳税人滥用诉讼权利为目的,对纳税人救济权利的行使造成事实上的阻碍,是对纳税人税收救济权利的变相剥夺,不符合当代的法治要求。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的背景下,应当重新衡量清税前置制度在纳税争议解决程序中的作用与弊端,更加注重对纳税人的权利的保护。建议在保留复议前置的基础上取消清税前置制度,并完善相关制度以达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

行政复议前置、税法确定性与税收治理现代化

行政复议前置的制度功能之一是保障税法确定性,这是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税务法院全面设立以前,在专业机构完成税收争议的初次处理能够保障税法的统一解释与适用,提升税法的确定性。行政复议前置不仅可以将事实认定功能留给行政机关,让法院(无论是否设立税务法庭)能专事法律问题,而且在税制改革的背景下,能发挥过滤争议数量和争议焦点的作用,提高税收救济制度的效率。这种立场,并不损害纳税人的权利,相反保护了抽象和整体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

基于法律性质和价值取向的本土化税收事先裁定制度设计初探

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是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安排。从"行政契约说"的角度进行剖析论证,可以发现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体现了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税法适用确定性与一致性、征收理念与服务理念相统一的价值取向。鉴于此,应结合我国国情、税情,着力构建以高效为导向的裁定时限制、"均衡公平"的裁定效力体系、免费的裁定申请机制、程序性的裁定救济渠道以及组建多层级税收事先裁定专家团队、裁定信息交换诚信机制等制度保障,以进一步激发税收事先裁定在多元价值协调中应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的几个问题

纳税人诉讼是指以纳税人身份对政府的违法公共支出行为等向法院提起的诉讼。人民主权、保障人权、税收价格论为纳税人诉讼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监督权的规定则是其法律依据。法治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纳税人诉讼,并开展了丰富的诉讼实践。我国建立纳税人诉讼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建设公共财政和法治政府、推进宪政国家建设的重要保障,具有现实迫切性和深远意义。应当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税法通则的制定中,对纳税人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举证责任等作出特别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