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核定规制路径回归:比例原则的逻辑导向及司法适用向度

税收核定是在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后,税务机关依职权确认应纳税额的具体行政行为。税收核定是税务机关无法从既有的资料核实课税,而不得已采取的带有惩罚色彩的具体行政行为。这与作为认定事实方法的推定课税,具有本质差别。以比例原则作为税收核定的规制路径,可有效遏制税务机关“惩罚过剩”的应用取向,税收执法权可得合理配置以实现功能归位效果。在司法适用中,税收核定则可通过比例原则审查核定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采取核定是否有助于目的之达成,是否有其他同样有效且对纳税人权利侵害较小的手段,核定所达成目的成效与牺牲的纳税人权益之间是否合乎比例。

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税法进路研究——以税收核定制度为切入点

诚实推定权属于纳税人基本权利之一。诚实推定权隐含了纳税人的人格尊严,许多发达国家规定了这一权利,而目前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并未明确此项权利,诚实推定权的入法可行性亟待探讨。可以以税收核定制度为切入点,站在纳税人权利保护立场,在行政法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证据法证明责任、税法基本原则、纳税人主义理念等方面对诚实推定权进行引入证成。只有理顺诚实推定权的价值位阶,在立法中对其明示,规范税务检查权和税收核定权,重塑税务检查的举证规则与证明标准,明确诚实推定权可诉性,给予纳税人自由选择救济途径的权利,才能实现纳税人诚实推定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中的落实。

论税收核定权的裁量属性及法律控制——基于“德发案”和《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的研究

《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税收核定权,无论从条文的含义还是从其在税收执法以及司法中的适用看,都体现出明显的裁量属性。最高法院的有关司法判例将税务机关在执法实践中基于税收核定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认定为一种具体的行政裁量过程,该认定符合行政法的一般原理与理论。"德发案"所引发的争议,其背后所隐含的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行使税收核定权不受法律控制的质疑。文章试图从行政裁量的视角观察税收核定权法律性质,论证税收核定权的裁量属性,并探求对其进行法律控制的有效路径。

关于我国税收核定制度分析及立法完善的思考

税收核定制度源于国家征税权,是为保障国家税款征收,维护税收公平而实施的。目前,我国的税收核定制度存在着部分制度规定层次低、内容散乱等问题。对此,需从理念上对核定加以理顺,同时,进一步完善核定适用条件、核定方法以及核定程序等制度。

论“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税收核定——一种流行谬误引起的思考

通常认为,现行《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税收核定,是针对避税行为的一般反避税规定。经证伪与证实分析,文章认为该项税收核定并非是针对避税行为的避税规定,而是一种与日本税法中"同行相比其所得率等偏低"相类似的、针对纳税申报存在真实性瑕疵(虚假申报)的制度设计。依照此定位,在判断计税依据是否明显偏低时,应当借鉴统计学上置信度的理论;在判断是否有正当理由时,应当将某些特殊交易方式、确有客观原因不得不实行低价策略以及确为避税(并非偷逃税)等视为正当理由,排除在税收核定之外。

税收核定程序中司法证明责任的反思与因应

现行的税务诉讼程式实质上是证明主导下证据判决的形成过程,遗憾的是,现行税务实践对税收核定程序举证责任分配的误判,屡屡引发举证规则的适用隐忧;证明程度的不当减轻和“真实确信”标准的适用摇摆,更造成税收核定程序证明程度调整的失当。有必要阐明税收核定过程中司法证明责任的指称范畴和规范视角,重塑税收核定司法证明责任的规则体系,在税务审判中嵌入课税公平原则与比例原则,推动客观举证责任倒置的理性回归,并以层次性理论为基础,构建税收核定程序司法证明标准的审查模型,以实现税收核定的预期目标。

税收核定的界定分析

税收核定是税收确定程序中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但目前关于税收核定的概念存在各种观点。对德国、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税收核定与纳税申报、推定课税的关系解析,有助于确定税收核定的概念。税收核定是指相对于纳税申报而言,征税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确定纳税义务人的具体纳税义务的一项行政确认行为。

我国税收核定制度的构成分析

税收核定是税收确定程序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但目前关于税收核定的理论研究很少。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税收核定的内涵外延,明确其在税法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对我国税收核定制度的构成进行梳理归纳,使其系统化、明确化。

我国税收核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税收核定作为纳税申报的补充性措施,有其存在的现实性和重要性。目前我国税收核定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其功能的充分发挥。这些问题存在于立法结构、程序、适用范围和监督制度四个方面。有必要完善税收核定制度的结构体系和程序制度,改善税收遵从秩序,以及健全税收核定监督制度,使税收核定制度趋于完善。

新个税法背景下税收核定规则的适用困境及进路——兼论特别纳税调整规则

避税一直是税收征管中的一大难题,其诱发损害国家财政权与乖离课税公平的双重风险,在个人所得税(以下简称"个税")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税收核定规则原是基本的反避税手段,为进一步强化个税反避税,我国于2018年个税修法时引入特别纳税调整规则。旧有的税收核定规则虽可发挥一定反避税功效,却赋予税务机关过度的裁量权。相形之下,从体系性与工具理性视角出发,特别纳税调整规则具有比较优势,个税反避税规则体系的构建应以之为中心。为构建合理的个税反避税规则体系、合理限缩行政裁量空间,税收核定规则应从放宽核定标准、健全纳税人参与机制、公开涉税信息三方面予以完善。

税收核定与反避税的界分与归位——以《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1款第6项为研究中心

近年来,涉及《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1款第6项规定的税务行政案件频发,其中一些较典型的案例暴露出《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1款第6项规定在功能定位、举证责任分配与判断标准等方面存在的不少问题和理论罅隙,这也引发各界不小争议,主要关涉到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权利保护间的平衡协调,故对该规定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应对税收核定和反避税做明确界分。同时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现时国情,从多重维度数管齐下,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税收核定法律规范体系及反避税法律规范体系。

基于房地产拍卖的税收核定法律规制研究

房地产拍卖的成交价格涉及到税法与民法的关系,即"国家税收"和"契约自由"的价值取向,文章通过对房地产拍卖案例的分析,引出在拍卖中否定拍卖价格缺乏法律依据、否定拍卖价格的理由缺乏正当性、税务机关认定无正当理由权力缺乏法律规制三大问题;基于实质课税原则对拍卖价格进行检视,提出房地产拍卖中税收核定的规范化路径:拍卖成交价合法条件下的税收核定规制,房地产拍卖价格的有限干预与税收核定,否定拍卖成交价格的情形与税收核定的规制。

论税收核定中的“无正当理由”

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的财产交易价格明确偏低又无正当理由时,可以依法核定其应纳税额。由于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加之"无正当理由"等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使得税务机关在启动税收核定权时往往遭到种种质疑,甚至引发旷日持久的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在广州德发案的再审判决中初步形成了对"无正当理由"的判断规则,通过对这些规则进行总结概括,将有助于化解税务争议,维护国家税收秩序和纳税人利益保障的平衡。

税收核定中纳税人权利保护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逐渐拉开序幕,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学界和司法领域的呼声越来越高。无论是税收法律所确立的税收法定、实质课税和税收公平等原则,还是其规定的纳税人享有各种程序性权利,无不是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体现。而税收核定作为税收征管制度中一种十分重要的征收方式,本质上是为了保障国家征税权的实现,不可避免地与纳税人的个人权利发生冲突。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与代表国家公权力的税务机关抗衡。税收核定是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在财税法中的体现,在程序规定与实际运用中存在缺陷,成为了侵害纳税人合法权利的隐患。鉴于此,本文通过探讨税收核定制度的运行逻辑,分析其在立法规定,执法过程,救济渠道,举证责任以及公众监督等层面存在的问题,尝试从多角度综合研讨如何构建完善合理的税收核定制度,进一步加强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税收核定的性质厘定与结果应用限制——以偷税行政处罚案件类型化研究为出发点

观察偷税行政处罚司法实践,不难发现不同法院面对“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核定而致的应纳税额能否作为税务行政处罚依据”问题时存在分歧。这固然同司法尊重原则与路径依赖有关,但更与各自对税收核定行为的理解不一有关。究其根本,是税收核定不拘泥法定形式要件,不以明确的、直接的涉税信息资料为课税依据,而以间接资料直接推定应纳税额。显著的推定本质与较强的惩罚属性,是为税收核定及其结果的“事物本质”。无论是考虑税收构成理论正常运作而致的应纳税额与税收核定而致的应纳税额所具有的不同性质,还是斟酌税收核定与税务行政处罚不同的行为逻辑、税收核定与税务行政处罚不同的证明标准,都有必要明示税收核定结果的应用范围,宜将其限定为课税依据,而不宜将其扩大至税务行政处罚,甚或成为界定偷税与否的依据。

重塑税收核定:我国税收行政确定的建构路径

国务院法制办于2015年公布的《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新增"税额确认"一章,使得税收程序更为清晰合理,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但在新旧制度的继受与发展层面仍值得检讨。为此,本文从我国的制度实践出发,主张重塑既有的税收核定概念,将其打造为我国的税收行政确定制度。税收核定应该被定位为一种行政确认行为,以此解决纳税评估内外混淆的弊端。在确立税收核定概念的基础上,有必要厘清其与推定课税、税务调查之间的界限与关联。在行为的类型化层面,考虑到税法的特性并借鉴国际经验,构建起以预先核定、简易核定、欠税核定和预险核定为内容的体系。

从“德发案”看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的适用

税收核定因涉及对税法不确定概念的理解,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裁量性,容易引起征纳双方对纳税事实的争议。法院在处理税收核定争议时,采取何种证明标准直接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德发案”审理过程中,对司法证明标准的拿捏与适用可圈可点,但也仍存在不足之处。从该案证明标准适用过程可以看出,税收核定中的待证事实存在证据收集的难易程度、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力量对比以及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以待证事实为轨道,以中立性适用为原则,构建一套有层次的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体系及适用规则,以此保证税收核定司法审查的相对稳定,并为税务机关实施税收核定提供参考标准,最终提髙纳税人经济行为税收评价的可预测性。

我国税收核定制度的梳理与重构

税收核定是税务机关依照税法的规定,确定纳税人应纳税款并据以征收税款的一项制度。税收核定作为行政补充,确保纳税义务的如实履行的税收征管中一个重要制度和必要环节。通过梳理我国税收核定的法律规范,分析我国税收核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指明税收核定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实体到程序,都需要予以完善和改进,税收核定制度的构建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制监督五个环节的相互配合和共同支撑。

美德税收核定程序证明责任的比较及借鉴

作为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美、德借助实体法与程序法,在较高立法层次上系统地建构起完整的税收核定程序证明责任体系。二者分别以"公定力说"和"法律规范要件说"作为证明责任分配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税务案件的特点及举证能力对证明责任分配和证明标准的一般规定进行调整,以充分体现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目前,我国税收核定程序的证明责任制度存在诸多缺陷,比较及借鉴美国和德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对完善我国税收立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不可承受之重:税收核定的反避税功能之反思 以《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为起点的探讨

《税收征管法》第35条第(6)项允许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申报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计税依据重新进行核定。这一规定往往被认为是税收核定具有反避税功能的重要体现。然而,本源意义上的税收核定是在纳税人违反协力义务的情况下由税务机关以一定的经验法则替代未被提供的课税资料而估算税基的金额的特殊税基确认方式。一项可能构成避税安排的交易已在一般税收确定程序中公开、充分地进行了申报,是不满足税收核定的适用条件的。税收核定作为税基量化事实的表见证明方式,实际上难以实现对经济实质予以认定的反避税目标。更重要的是,以税收核定重新对税基进行量化,仍缺少相应的程序性规制,极易造成随意调增应纳税额的结果。对纳税人申报偏低的计税依据进行核定,既有违税收核定的制度初衷,也无法实现以经济实质为基础的"据实课征"目标,不足以将其作为反避税的工具予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