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痛苦指数”的理论错误与反思

近年来,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了"税收痛苦指数"排名。该方法在税前扣除费用、税制结构、税率结构方面存在严重理论错误,分析了这些错误,并从宏观税负与"税收痛苦"的关系、专款专用税的权益性等方面驳斥了我国税负高的观点,最后就我国税收宣传方式与方法、财税体制完善等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 宏观税负与税制优化

中国目前的宏观税负与OECD国家相比并不高,但税收痛苦指数却位居全球前列。这是我国现行税制名义税率偏高的结果。因而,有必要降低我国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以消除对我国税负的误解。

“财政幻觉”对“税收痛苦指数”的修正

近年来,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中国大陆在世界的排名位居全球前列。在20世纪初,意大利财政学家普维亚尼(Amilcare Puviani)提出的"财政幻觉"理论,他认为,为了减少纳税人对于税收的反抗和抵触,课税者总是要尽力创造财政幻觉,使纳税人觉得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上的负担要轻。即"财政幻觉"是一种由于财政收支过程的混沌性产生的对税收负担的错觉。本文研究在我国税收体制下,"财政幻觉"的存在对"税收痛苦指数"衡量税负的程度究竟有何影响,以及就如何完善中国税制结构,避免"财政幻觉"以及降低"税收痛苦指数"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中国个人税收痛苦指数研究

十八大报告指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今后一个时期完善税收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健全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税种，财产税、环境资源税及其他特定目的税相协调，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的税收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渠道作用和调控经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作用，促进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推进个人收入申报和财产登记、信息沟通等社会征信系统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税收征管效率与实际税率关系的实证研究——兼论我国“税收痛苦指数”降低的有效途径

"税收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和宏观实际税负并不明显偏高的现实、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反差揭示了我国税收征管的不足。对我国总体及主要税种税收征管效率的测算显示,我国税收征管效率仍比较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提升能显著提高宏观实际税率和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这意味着,在税收征管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为征得满足公共支出需要的税收,必须设定相对较高的名义税率;若提高我国税收征管水平和效率,则可以在不减少税收收入的情况下,降低各项税收的法定名义税率和最高边际税率。因此,提升税收征管效率,是降低我国名义税率及"税收痛苦指数"的重要条件和路径选择。

中国税收痛苦指数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以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国内外研究为前提,简要回顾了国内外税收负担与经济效应关系的研究成果。分析了税收痛苦指数的影响因素,最后基于税收痛苦指数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针对地区生产总值与税收痛苦指数、地区固定投资总产值和年末就业人数的关系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争议与启示——基于财税制度缺陷的分析

近几年,伴随着我国税收收入增幅超GDP的高速增长,有关我国税收负担轻重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国外机构、政府部门、财税专家和纳税人等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这是我国财税制度缺陷造成的结果。本文在对中国宏观税负争议产生的制度根源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提出消除对税负认识的分歧,准确度量我国宏观税负的政策建议。

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的争议与启示——基于财税制度缺陷的分析

政府部门、纳税人和财税专家等对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这是我国财税制度缺陷造成的结果。消除对税负的认识分歧必须在重新界定政府收入中税收范围的基础上,准确度量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并建立税收支出制度和加强税收征管以消除税种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的偏离,构建民生财政以实现纳税人权利义务的统一,降低间接税比重以减轻税负转嫁对消费者的影响,下放税收立法权以减少非税收入负担。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减税政策的实施路径探析

2012年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原有全面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的边际效用明显下降,国家提出要从供给端入手调控经济,减税政策提上日程。以减税不应过多影响政府民生支出为衡量标准,则减税政策的最佳路径在于"减费"。一方面应着眼于清理现存的不规范规费,重在解决重复征费问题,该合并的合并,该取缔的取缔;另一方面要清理、整合政府性基金,明晰其定位,打破部门和地方政府利益链条。此外还应提高政府收入与支出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