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BEPS时代税收裁定制度发展趋势研究

税收裁定制度由于能够为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提供征管确定性而在全球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该制度在各国(地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自2013年应对跨国企业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的行动计划(简称“BEPS行动计划”)提出以来,关于税收裁定异化为避税工具的质疑愈发凸显。欧盟委员会针对跨国企业与税务机关签署的税收裁定启动国家援助调查,但是欧盟普通法院乃至欧洲法院的判决却呈现差异化结果,税收裁定的确定性受到挑战并且面临更多未知性。与此同时,欧盟内部和BEPS第5项行动计划下的信息交换,进一步增加了税收裁定的不确定性风险。笔者采用案例研究法,利用欧盟委员会国家援助调查披露的详细税收裁定信息,深入探究税收裁定的现实功能效用,分析了裁定信息交换带来的冲击影响和多方税收利益博弈格局,从优化税收裁定的传统确定性功能、增加税收裁定反滥用与反避税功能的角度,提出后BEPS时代税收裁定功能重塑的可行思路,同时为构建我国预约裁定制度提供前瞻性建议。

税收事先裁定国际经验及借鉴

预先税收裁定已经经历了百年时间,但在我国仍属新事物。随着《税收遵从合作协议》的签署,我国预先税收裁定正式进入实践阶段。本文通过分析税收预先裁定的理论根源论证其必要性,总结主要国家建立预先税收裁定的内容,综合分析我国实施税收事先裁定应考虑的因素,为创新我国税收治理模式提供经验借鉴与学术参考。

税收事先裁定法治化的制度构建审思

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作为国际上通行且成熟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弥补税法不确定性的漏洞,满足纳税人对税收确定性的需求。该制度作为一项舶来品,曾被纳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但基于制度论证不充分、实行条件尚不成熟等原因,最终定稿将这一条内容剔除。但这并未阻碍该制度在实务界的反复尝试与探索,说明该项制度在我国税法土壤扎根势在必行。在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税收事先裁定法治化如何实现,其制度如何设计、何时落地,仍值得审思。

美国税收事先裁定的实践及经验

税收事先裁定允许纳税人获知对预期事项税收结果的确定性,因此在税务管理和税务遵从中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税法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税收事先裁定的大量需求,然而在美国实际上很少运用税收事先裁定。文章通过分析美国税收事先裁定在实践中很少运用的原因,提出我国引进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时需要进行更充分的理论研究。

税收法定续变理论下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之本土构建

税收法定续变理论将税收法定视为法定与裁量两个渐续发展的谱系,实现了税收法定主义与行政裁量权二者关系之统一,其为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在我国之本土构建提供了法理之基础。基于税收法定续变理论下税法解释与纳税服务之结合,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本质可解读为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未来预期交易事项或行为所涉税收后果提供的以税法适用解释为核心的个性化纳税服务。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所涉要素可提炼为模式选择、申请范围、裁定约束力和收费原则。应将续变理论下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与我国税收征管实践相结合,形成以税法解释为核心、以纳税服务为主导的规范化路径。

税收事先裁定的理论拓补与制度实现

税收事先裁定以克服税法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缺陷为根本价值取向,故而契合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然而因性质界定不明、理论内涵不清,导致这一制度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入法时举棋不定。通过对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深入考察发现,其体现出行政契约之根本属性,根源于契约自由之价值理念,并遵循着量能课税之原则。在追溯和拓补税收事先裁定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立法设计,应坚持概括性立法原则,重点明确裁定对象、裁定程序以及权利救济途径和指导原则。在立法后的制度实施上,可坚持试点先导原则,遵循“公平价值优先、谨防裁量偏私、革新税收技术、提升运行效率”的基本思路。

税收治理现代化情境下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中国化“嵌入”

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于2015年在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首次亮相但最终未获通过,其原因主要是理论论证不充分,实施条件不成熟,仓促引入可能导致水土不服。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宏大情境中,对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可建构性之探索应从改革语境和创新实践两个层面进一步深化,但最终决定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之命运的,是这一制度本身所展现的与时代氛围相契合的独特价值。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不仅体现出了通过合作治理建设合作型政府的善治趋向,也符合当下政府应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职责的时代要求,因而具有制度创设的巨大生命力。然而,要构建符合中国语境、适应中国实际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仍需超越税务机关传统官僚制的深层逻辑困扰,打破税务执法非法治化的模糊性治理结构。

税收事先裁定的法理基础与制度构建若干思考——以税收契约理论为视角

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对于提高税法确定性和纳税遵从度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界定事先裁定的性质关系到该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从税收契约的角度来研究事先裁定制度,可以更深入地分析其内在的法律预测理论、纳税人权利保护、契约治理理论等理论基础,从而准确、深刻地把握其本质,为我国事先裁定制度的建立夯实理论根基。在事先裁定的具体制度设计中要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才能稳步发展和完善该制度,推进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税收事先裁定的法律性质——基于行政行为构成要件的考察

厘清税收事先裁定的法律性质,对于事先裁定制度规则制定、加快税收征管方式转型、规范税务机关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两大法系税收事先裁定法律性质的不同,通过考察事先裁定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得出税收事先裁定为具有契约性质的行政允诺,属于行政预备行为的结论。在理论层面,有税收债权债务学说、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公法合理借鉴私法制度等依据;在现实层面,有利于构建完善的事先裁定制度,维护纳税人在税收事先裁定中的救济权,推动国家税收治理能力现代化。

浅析税制改革与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

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全面而深入。会计管理方面、央企高管薪酬方面、教育考试科目方面、绩效工资方面、养老保险缴纳政策改革方面等都有措施。改革促进社会的发展。财政体制和税制体制改革也都有措施。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又是税务体制改革的一次探索。分析产生税收事先裁定的原因、影响和意义。试以分析税收事先裁定可运用于钢铁、石油、能源产业;运用于汽车销售、房地产销售行业;运用于职工个人所得税交纳事项等等。其有效运用,能更好解决征纳双方间存在的问题,完善征纳体制和税收形式。总结之所以提出税收事先裁定的税收改革形式,也是本着解决征纳双方核算税额差异的矛盾出发,本着解决事后税收清算的复杂性繁琐性出发,本着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重复工作的目的出发,希望把问题同税收事先裁定的征税优势和合理性相统一,使存在的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使工作效率更高,完善税制工作。

论税收预约裁定制度之救济程序

自2015年《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引入税收预约裁定制度以来,学界上关于预约裁定制度的研讨愈发热烈,在实践层面亦如泉水喷涌之势,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在税收财政体制改革大背景之下,裁定制度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略显单薄,其中可探讨的问题之处仍有很大空间。裁定制度的引用是为了提升税法的明确性,落实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但在实践中,税务行政机关由于裁量权等执法力度的把握不均衡,易侵害纳税人平等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权益,而基于我国税收体系中传统的"双重前置"救济途径无法使纳税人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济。尽管预约裁定制度条文中已提到纳税人对于遵从裁定而出现未缴少缴税款,可以免除纳税责任,但并未细化救济内容。救济程序的设计体现制度的完整性、有效性。因此针对目前的税收征管体系,结合我国的税收现代化治理目标,预约裁定制度应分为情况讨论,将税收和解与税收前置程序相结合,切实保障纳税人之基本权利。

税收法律关系二元论视角下税收事先裁定的本质勾勒与制度设计

《税收征管法(征求意见稿)》引入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是一项新型税收程序设计,事关我国税收征管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但最终被正式文本删除。我国税法学界对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分析包括了行政服务、行政承诺及税收契约等观点,但均未从二元论这一理论基石研究其本质属性,因而掣肘制度的发展。基于税收法律关系二元论视角,税收程序法律关系属于行政权力关系,税收事先裁定应被界定为行政承诺这一新型行政行为。在此基础上,为推动税收事先裁定的"入法",应当结合税收法定主义与纳税人权利保护思想,重新设计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以实现其应有的增强税法确定性进而造福纳税人的功能。

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的法理基础及其本土化建构

税收事先裁定是指特定纳税人对商业交易活动中的税务风险难以确定时,请求税务机关为申请人提供权威性的税法指引。税收事先裁定在性质上被认为是“行政契约”或“行政解释”,但从法律渊源和制度本旨来看,税收事先裁定应当属于为特定纳税人提供税法解释服务的“行政指导”。我国现阶段推行的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追求个性化服务、公平与效率、纳税遵从度等目标,还需要同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相协调。因此,要在借鉴域外税收事先裁定实践经验基础上,根据我国税法体系及税收征管改革目标,建立一套符合本国实际需要的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方能真正提升我国税收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助力推进税收治理的现代化。

海关预裁定制度对于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借鉴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各项经济事项日益复杂,随之而来的涉税问题也日益增多,往往会出现税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这大大增加了税收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以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国内外发展现状,结合我国海关在预归类、预估价、预确定原产地等方面的实践与经验,对比各项差异,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我国税收事先裁定模式宜采用的行政模式,建议实施由大到小、由上及下、由公至私的政策建议,建议实施由大到小、由上及下、由公至私的税收事先裁定模式。

建立我国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路径初探

税收不确定性的必然性和减少税收不确定性的必要性,共同构成了税收事先裁定等税收确定性工具存在的基础。多地已经开展了税收事先裁定的试点探索,但我国目前尚未在法律上建立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各地对案件进行裁定时缺乏统一标准。本文认为可在界定税收事先裁定的性质与实施边界的基础上,从采用行政模式、定位于具体行政行为,予以立法明确、“绑定”税法行政解释,实行集中管理、对外公开裁定结果,先提供免费的纳税服务、再收取一定费用等方面着手,探寻建立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合适路径。

税收事先裁定在我国的探索实践

税收事先裁定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施行多年,尽管具体细节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主要功能都是为纳税人提供税法适用的确定性。当前,我国推动引入税收事先裁定概念,并积极探索建立相关制度,这既是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举措,也是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变革的尝试。

基于行政允诺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构建

关于税收事先裁定的性质有纳税服务、税法解释、以税法解释为中心的个性化纳税服务以及行政契约等观点,但以上观点均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税收事先裁定与行政允诺有诸多相似之处,如将其界定为行政允诺,可增加税收确定性,有利于保障纳税人的救济权以及进一步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对于基于行政允诺的税收事先裁定的制度建构方案,本文建议立法引入税收事先裁定制度,明确其行政允诺的性质,规定在税收法定的前提下进行裁定;在实体法规则方面,可基于行政允诺的定性科学设置裁定事项范围,逐步扩大裁定申请人范围,采取分级裁定的模式且视情形逐步下放权限等;在程序法规则方面,可基于行政允诺的定性规定税务机关不得随意撤销已作出的事先裁定,明确办理时限及裁定有效期,加强对纳税人的权利救济等。

在我国设立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探讨

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对于体现公众信任原则、延伸税法的预测作用、拓展纳税服务空间、降低税收风险、提高纳税遵从度具有重要意义。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深化和新的征管改革思路的提出,需要在我国税法中确认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使其成为建设新的征管模式的重要制度支点。当然,在模式与具体制度选择和执行程序设计上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认真探讨,深入研究。

税收事先裁定是一种行政行为类型吗——兼论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由于现实生活的丰富、公共行政的发展,不可能所有的税收行为都被完美纳入现有理论化的行为类型中。税收事先裁定是税法生成的制度,难以作为行政法上的概念。税收事先裁定与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类型是不同的制度逻辑和话语体系。试图将税收事先裁定归类于既有的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类型化谱系或者定型为一种新的行政法上的行为类型都是不合适的。为了便于行政法与税法的沟通和智识共享,我们至多可以将税收事先裁定与几种定型化的行政行为相类比。因此,税收事先裁定不能也无需被视为或者定位为一种行政行为类型,其有来自于税法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制度积淀。规范国家税权的税收法定原则和纳税人权利保护从基准和立场两个面向成为税收行为法律评价的重要衡量标准。

我国建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模式选择

本文梳理了国外税收事先裁定制度的模式,分析了不同模式下拘束力设定的差异,并在提出我国税收事先裁定模式选择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建构协商式裁定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