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事先裁定的主体定位与范围厘清——基于实现税法确定性与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视角

税收事先裁定未能入法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裁定主体与范围未能达成共识。除了实现税法确定性的主要功能之外,其还有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衍生功能。为此"双重"功能之实现,基于维护税基之目的,税收事先裁定条款应该入法,把裁定主体定位为"国家税务总局"而非"省级以上税务局",并进一步定位为国家税务总局的"税务裁定综合服务部门"而非"专门事先裁定委员会"。裁定范围应采取"抽象式正面规定"与"概括+列举式反面规定"相结合的方式来确定,裁定主体可基于节约税务行政成本、超越职权、避免与税务行政及法院裁定相冲突、维护公共利益等原因拒绝裁定申请。

税法行政解释的中国实践与法律规制——开放税收司法的逻辑证成

现行《税收征管法》修订草案中行政机关扩权条款增多,而纳税人权利保护制度阙如,相互之间并未形成合理的制度均衡。从税法行政解释权的实际行使出发,讨论开放税收司法问题,需要厘清以下问题脉络,一是税收立法的不完备性,导致税法行政解释扩张和税法不确定性;二是随着交易结构愈益复杂,实践呼唤税务机关提供税法确定性服务,税法确定性服务的法理基础是税法解释权共享原理;三是根据税法解释权共享原理,税法解释权不能由行政机关独享,规制税法行政解释权的逻辑归宿和制度选项是激活税收司法,以落实税收法定。

论税收预约裁定制度的经济、法律和文化基础

税收预约裁定制度肇始于1911年的瑞典,目前已发展为国际上通行且成熟的税收管理制度,旨在克服税法的不确定性。在我国,税收立法的宏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纳税人不能准确地预判其经济行为所带来的税收后果,显示了税收法定原则落实的艰难性。同时,传统的税法解释方法也存在难以有效地解决税收立法不确定的问题。为此,本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应当借鉴国际立法经验,明确引入税收预约裁定制度。目前我国正逐步形成构建税收预约裁定制度的经济、法律和社会文化基础,但仍然需要加强培育和完善相关规则,以便在税收征管实践中进一步克服税收立法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

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理论阐释与司法适用

税法解释性规则以解释性税务规范性文件为表现形式,具有第二性规则的从属性、实施性解释的回应性以及税法配套规则的附属性等特征,其本质上属于税务非立法性规则。因税收成文法固有的局限性、税法适用的专业性、调整对象的复杂性而生,并在增强税法规则的确定性、缓和税收法定与税法操作性间的矛盾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判断余地”与“行政权威”为税法解释性规则的生成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税法解释性规则因受限于自身文本形态繁杂、内容失当以及效力瑕疵而在司法实践中饱受合法性与正当性诟病。缓释税法解释性规则适用困境,应分别从统一文本形态、建立解释规则体系、优化效力规定等路径同时展开治理,确保其充分发挥良性效应。

税收预约裁定风险及其治理之道——以马钢集团重组案为例

为提高税法确定性,减少因税法认识错误而引发的税收争议,预约裁定制度应运而生,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运用,尤其是发达国家建立了完备的制度。目前我国并未从法律层面正式确立税收预约裁定制度,但各地税务机关争相尝试,其带来的积极效果不容忽视。然而由于预约裁定的法律性质不明确、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不明晰、责任机制缺失等原因,引发了预约裁定和税收筹划相混淆、预约裁定的税法确定化功能弱化、消极溢出效应强化等风险。因此,对于预约裁定是否能承担起克服税法不确定性、降低税收筹划风险等重任应保持足够谨慎的态度。为防止预约裁定制度在实践中走向异化,应明确界定其法律性质及效力,厘清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并完善其责任机制。

事先裁定制度入法的冷思考

近年来,国内对事先裁定制度的关注越来越多。事先裁定制度作为税法中裁定制度的重要内容,在解决税法不确定性问题、保护纳税人权益上被寄予了厚望。然而,事先裁定制度的入法仍然面临很多困境。主要有:事先裁定制度对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存在潜在的不利影响;事先裁定制度在各国的实践表明其在解决税法不确定性问题上收效甚微、治标不治本;事先裁定制度定位错误,异化为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的工具,忽视了其反避税管理的制度属性。在缺乏全面而理性的分析的情况下,需冷静探讨事先裁定入法。

税收预约裁定制度之解构与路径展望

作为税收征管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税收预约裁定架构于税法确定性、良性征纳关系、稽征经济原则等理论前提之上,其形成是高度复杂的经济活动与税法基本原理作用之结果。税收预约裁定制度的运行着力于构建和谐互信的税收征纳关系,通过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主体互动保持内在张力。我国税收预约裁定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建议通过总结国内外相关立法经验,从纳税人权利保护、规范行政权力、制定程序性规范、个案类型化整理等方面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