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则税务稽查案例浅议“税费转嫁”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不动产转让业务中普遍存在“税费转嫁”现象,税务部门在对此种业务的税务检查时对计税依据不能精准确定,导致各地税务机关对同类业务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因该行为不但涉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涉及国家税收利益,明确此种情况下的各税种的计税依据应属需要明晰的法律命题,但目前并无法律、法规、规章及税务行政文件对此做出明确规定。本文深刻剖析此种业务的本质,从法律视角提出合理的处理意见。

司法拍卖中税费转嫁条款的税法含义

在司法拍卖公告中,约定将应由被拍卖人承担的税费转嫁买受人承担的条款屡见不鲜。站在税法规则的实证分析视角可知,转嫁税费构成税法上的价外费用,实际是交易价格的一部分,一般应计入计税价格。这种价格约定方式与税收法定原则并不冲突,税费转嫁条款依然有效,而且代被拍卖人承担的税费支出是支付对价的一部分,应计入标的资产的成本,可以按税法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但税费转嫁条款可能造成交易价格无法确定、无法预期,扭曲债权清偿顺序,对拍卖交易的民事效力产生影响,应该通过完善司法拍卖规则、制定效力性强制禁止规定、建立买受人代为承担税费后的补偿机制等途径加以解决。

社保缴费的转嫁效应与劳动力市场再分配

社会保险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基于21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的变更(规范化改革)和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法制化改革),本文系统评估了社保缴费的转嫁效应与劳动力市场再分配。研究发现:(1)两次改革均提高了企业的实际社保缴费率,但缴费负担的转嫁形式不同。规范化改革增加的缴费负担由企业承担,并减少了企业的雇佣规模,而法制化改革增加的缴费负担由员工和企业共同承担,既降低员工工资,也减少了企业雇佣人数;(2)进一步分析显示,规范化改革中不同技能员工受到的就业冲击差异在不同模型中表现并不稳健,而法制化改革中低技能员工的工资受到的冲击相对更大,表明劳动力市场再分配效应的表现存在差异;(3)工资刚性和缴费凸显性较好地解释了两次改革中社保缴费的转嫁形式差异以及产生劳动力市场再分配效应的原因。研究结论为完善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再分配功能、扎实推进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了政策启示。

社会保险缴费与转嫁效应

经典的税收转嫁理论认为税负会根据供需弹性进行转嫁,实际发生率与法定征税对象无关。本文基于社会保险费二元征管体制下不同征收机构的征收强度在《社会保险法》颁布后出现分化这一政策冲击,构造三重差分模型研究社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间的转嫁,研究发现:政策冲击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缴费强度提升了约12%,相当于工资比重的1.5%。征管部门优先处理集体劳动争议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大程度通过低报工资基数低缴社保是政策冲击对不同劳动密集型企业社保缴费产生异质性影响的重要原因。结构分解表明政策冲击主要提升了企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费强度。验证社保缴费在企业和职工间的转嫁,本文发现企业并未通过减少就业、降低其他类型薪酬或提升职工学历结构的形式将增加的社保缴费转嫁给职工。相比于工资刚性,效率工资假说、缴费与福利的关联程度不高更可能是未发生转嫁的主要原因。本文从社保征管体制、法定性和企业异质性方面,为提升社保缴费提供了新的思路并重新审视了税收转嫁理论,对提升社保征管效率、选取减税降费对象、权衡减税降费目标和社保基金的可持续运行具有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