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稗说观”的演进趋向与小说学史价值

宋人将志怪“出史入稗”并使志怪与杂事成为稗说主体,奠定了稗说以杂事异闻为主的文类基础;突出资暇之趣甚于淑世之用并揭示好奇尚异的心理动因,彰显出稗说“游戏笔端”的审美功用;越出传统稗说传“信”征“实”之藩篱,阐发稗说的虚幻之性、虚构之法和虚言之旨,揭示出稗说“言不必信”的虚幻特质。宋人从文类范围、审美功用、虚幻特质三个方面,辨明了厕身于“史余”“子末”之稗说的内在体性,超越汉唐先贤之见,使“稗说观”从“小道之说”“补史之说”的功能性文体论,向“资暇之说”“虚幻之说”的娱乐性文体论演进,在小说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