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险视角下金融结构调整与企业稳杠杆——基于影响机制和企业异质性的研究

如何把握好“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动态平衡,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同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企业积极稳妥去杠杆,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实证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率,延长企业债务期限,有效改善企业的短债长用问题。这种负向影响会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分布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并伴随企业创新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而指出,应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持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我国宏观经济稳杠杆措施探究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我国逐渐进入宏观债务率追求稳定的时期,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增长和维系稳杠杆的平衡性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建设实践中政府调控工作的政策核心。结合我国宏观债务结构形态进行分析,基于结构形态特征能看出稳杠杆应将结构优化作为基础,因此需要制定结构性优化的策略,从宏观上促进去杠杆和稳增长的共赢。文章从我国宏观经济建设入手,把握宏观债务率变化的背景对稳杠杆的措施进行了系统的探究,旨在实现去杠杆和稳增长的共赢。

稳杠杆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同群效应

高杠杆不仅容易导致宏观层面的金融危机,而且会提高微观企业的债务风险。本文基于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探究企业的资本结构是否存在同群效应,以期为降低企业杠杆率提供建议。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存在同群效应;民营企业资本结构的同群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强;在同一行业中,追随者的资本结构会显著受到领导者资本结构的影响;按照杠杆率对企业进行分类后发现,高杠杆率企业资本结构的同群效应较强。据此,监管部门可以重点关注行业领导者的负债率,利用资本结构的同群效应,实现杠杆率的下降。

市场冲击、资产配置与债务融资--兼论后疫情阶段制造业复苏背景下的“稳杠杆”

后疫情阶段,国内外市场需求不振、投资下滑以及新旧动能转换所致的产出下降将继续推升制造业企业的负债规模。为了探索如何在充分尊重市场运行机制和规律的基础上,把握后疫情时期制造业复苏与“稳杠杆”之间的平衡,本文运用2008—2017年1534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场冲击下资产配置调整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冲击对企业负债水平的调节机制具有非对称性。市场剧烈正向冲击下,投资增长促进了企业债务融资扩张行为,对债务资金进入具有强烈诱导作用;而负向冲击下,投资下滑和产能利用率降低对债务的清偿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因此,通过提振有效投资、合理配置资产激发消费需求潜力,引导企业市场预期,实现市场机制与政策机制的有机结合是当前“稳杠杆”工作的关键。

去杠杆、稳杠杆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去杠杆、稳杠杆、防风险和高质量增长都是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是当前国家决策层的主要关注点。从宏观经济层面和市场主体层面明确了去杠杆的定义,提出去杠杆更要稳杠杆,要想通过去杠杆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必须在去杠杆的同时防范风险。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不能搞"一刀切",需要紧密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问题,通过建立合理、有效和可持续的区别对待机制以及创新来解决供给管理方面的挑战。

稳杠杆背景下全域贫困地区居民杠杆率差异性分析——基于宁夏固原市与青海海西州的比较

去杠杆政策实施以来,企业杠杆率不断下降,我国宏观杠杆趋于稳定,地方政府债务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当前进入了稳杠杆阶段。企业杠杆和地方政府杠杆实现可控后,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给稳杠杆带来的挑战亟待关注。本文选取宁夏固原市和青海海西州两个全域贫困地区作为样本,基于不同测算方法分析西北两个不同地区居民杠杆率呈现出的两极差异,在此基础上重点结合GDP方法分析成因并提出居民稳杠杆相关对策建议。

稳杠杆和稳增长目标下最优货币政策规则

针对货币政策如何对宏观杠杆率作出反应的问题,构建福利损失函数、动态IS-NK-Phillips曲线和自然利率内生决定方程所刻画的宏观经济约束环境,求解引入宏观杠杆率的最优利率和数量规则,并基于中国1996~2020年的季度宏观经济数据,采用GMM方法和State-Space方法分别估计固定参数和时变参数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发现,中国最优利率规则和数量规则均具有显著盯住宏观杠杆的政策取向,且最优利率政策操作相比最优数量政策更具主动性;最优利率规则促增长同时宏观杠杆率较为稳定,而最优数量规则熨平经济波动同时容易引发宏观杠杆率大幅波动;面对重大经济冲击时,央行更加注重稳增长的同时包容温和通胀和适度杠杆。央行应对宏观杠杆率予以关注,发挥利率政策促增长的同时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进一步拓宽优化中国利率政策框架,延伸名义利率调控通货膨胀、实体经济和宏观杠杆的宽度,由不稳定规则转变为稳定规则,增强利率政策对宏观杠杆目标的调节功效,从而促进宏观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金融错配、稳增长与稳杠杆——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微观机制检验

本文以2008-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错配对企业资产效益和杠杆率的影响,考察金融错配如何作用于“稳增长”与“稳杠杆”双目标的动态平衡。研究发现,金融错配会通过资金供需两端使企业杠杆率提高,加剧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在短期和长期,金融错配均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企业资产效益,特别是损害“创新”这一稳增长的长期微观基础。此外,房地产监管政策通过促进实体、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均衡发展以降低金融错配,有助于平衡“稳增长”和“稳杠杆”目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及稳杠杆

现阶段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涉成为全球经济宏观调控重要主张之一。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采取专项的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运行,使市场环境更加复杂,企业在资本结构选择、发展步伐调整上受到极大影响。为确保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规范可行,能够更好适应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发展背景,需要细致分析稳杠杆结构,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机制。本文就针对此,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现状为切入点,提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构建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模型,提出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及稳杠杆性处理,以供参考。

政府杠杆率稳中求降的研究

从首提“三去一降一补”以来,去杠杆的重点就是降低企业杠杆率,政府杠杆率一直处于辅助位置。然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政府杠杆率有所降低”。通过深入研究政府部门杠杆率发现,政府杠杆率应该稳中有所降低。以稳杠杆为主线、降杠杆为趋势,应分析政府降杠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降杠杆措施,注重结构性去杠杆,优化杠杆结构、提高杠杆效率。关注隐性债务,去过度负债部分的杠杆,去掉风险高的杠杆,调整不合理杠杆以及允许部分加杠杆,坚持结构型、差异化的杠杆调控策略。应争取补缺对政府杠杆率研究,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支持。

金融错配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金融错配能否解释企业杠杆变动?本文利用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金融错配如何影响企业杠杆率。实证检验发现,金融错配程度上升会显著推高企业杠杆率,且该效应也存在于过度杠杆企业样本中。进一步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风险承担是上述效应背后的发生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金融错配的影响在现金流更充裕、资产专用性更强、创新产出更多的企业中越明显,在数字普惠金融更发达的地区、货币政策更紧缩的时期越弱。机器学习算法结果显示,作为新提出的影响因素,金融错配较部分传统重要指标而言,具有额外且相当的解释力。本文研究说明改善金融错配有助于“稳杠杆”和“防风险”,为解释企业部门高杠杆问题补充微观新视角,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供新思路。

发挥股市和实体经济的正反馈效应——“稳杠杆”与降低企业盈利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利用股权质押进行融资。2018年由于沪深A股持续下行,企业面临的困境在二级市场被持续放大,使得个股价格不断下跌。上市公司融资困难与股价下跌形成'恶性循环'。一些上市公司面临股权质押爆仓甚至退市风险。

投桃报李:财政压力提升与企业杠杆率调整——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大规模减税降费背景下,探索地方财政压力提升如何影响微观企业杠杆率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断点回归(RD)模型,实证评估财政压力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压力提升对企业杠杆率产生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处理组企业的杠杆率提高了大约1.2%。具体地,财政压力提高可能会降低企业避税意愿和经营绩效,从而促使企业增加杠杆率。而且,在那些经济越落后、技术发展水平越低、企业规模越小的地区以及那些活力较低的国有企业和僵尸企业中,这种促进作用越明显。以上发现对于理解财政压力的微观经济后果以及推进企业结构性“去杠杆”和宏观“稳杠杆”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税收激励政策的杠杆效应

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加速折旧政策提高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且这一效果在大型企业、盈利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加速折旧政策通过激励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融资需求,从而导致企业杠杆率水平的上升。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增加主要表现为流动负债率的增加,长期负债率无明显变化,并且加速折旧政策会促进企业“短债长用”现象的产生。结论为全面理解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成效以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供了借鉴参考。

中国非金融部门信贷杠杆演变、特征和风险评估

信贷杠杆一方面反映债务投资的效率,另一方面与信货风险管理息息相关。本文通过分部门、分企业产权、分行业和分地区的多维度视角.考察了中国2006-2017年非金融部门信贷杠杆的演变轨迹和特征。从严权结构来看,高效率的私营部门一度去杠杆速度太快;从分行业角度看,水利、电力和交通仓储等基础建设类行业近年来杠杆率增速最快;从分地区角度看,东部沿海区域杠杆增速相对稳定,中西部出现杠杆率区域聚集性的加速上行。本文进一步引入归一化最大熵赋权的方法,从信贷质量和经济发展两个维度的10余个指标对我国信贷风险进行了评估,通过动态信货风险得分结果可以看出,2015年整体信贷风险水平最高,2016-2017年在“稳经济、控杆杆”政策的推行下,信贷风险有所媛解;当前地域和行业的信贷风险仍存在结构性分化。东北、西北地区和基础建设批发零售和采矿业的信贷投资效率相对较低,风险偏大。

居民杠杆现状、成因及调控对策--以福建省为例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债务余额快速上涨,引发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居民杠杆率增速过快,家庭部门债务率持续攀升,不仅影响家庭资产的稳定,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本文采用住户贷款/GDP作为福建省居民杠杆的测算指标,从居民杠杆率增速、居民债务偿还能力、居民杠杆风险区域分布、债务期限结构等维度揭示福建省居民杠杆现状,从房地产市场、居民收入与消费支出不平衡、政策与市场博弈等角度剖析现有居民杠杆状况的成因,并从多部门协同稳杠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多元化居民住房供应体系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出有效调控进而实现稳杠杆的对策建议。

基于政策视角的中国宏观杠杆率研究

债务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刺激投资增长、扩大消费支出,扩大生产规模。短期内,债务可以驱动经济增长;长期来看,债务并不具有产出效应,依靠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过高的债务水平对经济发展是有害且危险的,可能引发经济衰退与危机。为有效识别、测度与管理债务风险,本文以宏观杠杆率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相对水平指标,对我国2015年至2021年期间宏观杠杆率进行水平测度,并基于最优贷款理论与因素分解模型,分析其动态时变特征、安全上限与影响因素。分析认为,我国宏观杠杆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存在偏离稳杠杆的政策目标的趋势;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与微观主体杠杆率升高是推动杠杆率上升的主要原因;非公共部门杠杆率水平已接近现阶段安全上限,未来上升空间已极为有限。债务风险可能会从企业部门沿着资产、产出与微观债务渠道依次传染住户部门与政府部门,从债务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或恶性通货膨胀。最后,围绕目前疫情防控与经济形势最新变化,本文从短期稳杠杆、中期降杠杆和长期结构化去杠杆三个方面提出解决宏观杠杆率过高引发债务风险的对策建议。

机构交叉持股与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本文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机构交叉持股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交叉持股能够加快上市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机制检验表明,机构交叉持股主要是通过监督治理、信息共享和压力控制机制对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交叉持股主要通过权益渠道加快资本结构向下调整。综上,机构交叉持股为企业资本结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治理渠道,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此外,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企业稳杠杆的策略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企业杠杆行为与技术创新

运用杠杆获取外部资金是企业筹集技术创新投入资金的基本途径,但并非杠杆率越高,越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如果人为降低账面杠杆率,导致企业实际杠杆率提高,可能既难以实现融资目标,又因为实际杠杆率过高而背负过重的债务负担,带来更大的债务风险,从而最终不利于其对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本文基于2007—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企业实际杠杆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过高的实际杠杆率通过提高债务风险、增加债务负担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不仅涉及创新投入,也影响创新产出。同时发现,隐性杠杆率高的企业、大规模企业、高成长性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数字经济行业企业、强市场竞争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所遭受的负面影响更大。从杠杆行为看,负面影响主要来自明股实债和少提固定资产折旧。对此,应严格监管无助于技术创新的高杠杆率,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企业提升实际杠杆率的行为,有效控制企业实际杠杆率;另一方面,立足企业技术创新,坚持分类施策,科学合理地推进结构性控杠杆和结构性稳杠杆。

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

针对当前"稳增长"与"稳杠杆"的双重目标,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财政、货币政策四种规则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利用我国1995-2016年间的数据进行估计,然后从平滑机制和联动机制两个层面探讨财政货币政策如何配合问题。研究发现,从平滑机制看,财政货币政策需要各自加强相机调节力度,从联动机制看,利率需要对税收冲击负向响应,而政府支出需要对货币供给冲击正向响应。研究表明,与现行政策范式相比,政策搭配优化后的调控效果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