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创业行为的种植文化根源——基于“稻米理论”的视角

创业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而种植不同作物产生的文化差异可能会影响农民的创业行为。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非稻区,水稻种植区农民创业行为的概率低2.9%。该结论在考虑遗漏变量、样本有效性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法等多重检验下,仍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水稻种植区在农田灌溉模式下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通过人际信任、风险偏好两条作用渠道对农民创业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民创业行为打上了出生地种植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相较非稻区出生的农民,稻区出生的农民创业概率更低。而且,水稻种植的集体主义文化对女性农民创业的抑制效应更强,也会促使农民更多地采用家族企业的创业形式,其概率高8.2%。

“稻米理论”:集体主义及其经济解理

“稻米理论”基于我国“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揭示了南方集体主义文化与北方个人主义文化的生成机理。按照主流经济学理论,集体主义文化往往会抑制经济发展,而个体主义文化能够有效激励市场缔约与经济增长,这显然难以解释中国南北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文章通过对全国9省不同种植区农地流转市场的交易特征进行考察,试图对“稻米理论”中集体主义的文化含义予以阐释和拓展。研究发现,相比于旱作区,水田稻作区农户的农地流转尽管存在交易对象熟人化、本地化的特征,但农户更倾向于选择正式合约,契约化程度更高。“关系交易”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契约交易”则有助于扩展市场范围。同时,稻作文化具有外溢性,农户更热衷于创业活动,也更倾向于签订劳务合同。由此证明,水田稻作经营虽然构筑了村社内部的关系交易、集体意识与一致性行动,但同时也蕴含着交易信任、合作文化与契约型行为秩序的基因。总之,合作秩序的生成、存续与拓展,需要隐性契约和规则秩序加以匹配,集体主义精神是催生契约精神、诱导市场化发育的重要文化土壤。

文化差异与中国农村人口流动意愿——基于“稻米理论”的视角

文章基于“稻米理论”,利用CLDS2016的数据,研究了文化差异对农村人口流动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加入控制变量、关注了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误之后,相比于主产粮为非稻米的农村,主产稻米的农村居民有更低的流动意愿。依据稻米理论,文章对主产粮形成文化差异的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因灌溉系统的高成本和公共品属性,用水需求更高的稻米区具备了更高的集中灌溉设备拥有概率和集中灌溉面积,促成了人际交往合作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产生。进一步地,文章探讨了文化差异影响人口流动意愿的内在机制,发现集体主义文化的稻米区有更高的社会资本量和农业专业化程度,不利于人口流动。

社会和生态环境共同塑造文化价值观——结合作物种植史和移民史对稻米理论的质疑

Talhelm等人提出的"稻米理论"在社会心理学界、文化人类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他们认为,由于中国北方温度较低、水资源少,因此更适合于种植小麦,而这种种植方式对于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低,所以更容易产生个人主义的文化;中国南方由于温度较高、水资源充足,所以更适合于种植水稻,这种种植方式对于个体之间的合作要求高,因此更容易培养集体主义的文化。"稻米理论"结构新颖,有一定合理性,但用这一理论解释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时就存在明显不足,表现在抽样、数据分析及结果解释上存在问题。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稻米理论"的提倡者忽略了中国南北方之间在作物种植史、移民史、经济及气候方面的差异,而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当地的文化价值取向。许多证据表明,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受到多种社会性、生态性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种植方式与全民健身:体育锻炼参与的南北差异及其文化溯源

基于南稻北麦的种植地理格局,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探究南稻北麦种植方式对南北方农民体育锻炼参与的影响。发现:相较于南方水稻区,北方小麦区农民体育锻炼参与水平更高,这与南稻北麦种植方式显著相关;经过异质性分析、内生性问题处理、PSM重新估计、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潜在传导路径表明:南稻北麦种植方式的差异诱发农民在面临生存威胁时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相较于南方水稻区,北方小麦区农民更重视教育,将其视为生存工具,并通过代际传承形成持久稳定的重视教育观念,在此基础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体育锻炼参与;南稻北麦种植方式的差异使得南北方农民对工作和闲暇时间的分配有所不同,小麦种植花费时间相对较少,北方农民闲暇时间较多,进而为其体育锻炼参与提供时间保障。

种植类型、市场化与村庄信任格局转型

“稻米理论”基于我国“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对南方集体主义文化之下的特殊信任和北方个人主义文化之下的一般信任的形成根源进行了理论阐释。但现实证据表明,中国南北村庄的信任模式正在发生重要转换,即北方的特殊信任高于南方,南方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一般信任,从而出现了“Talhelm悖论”。南北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及其对传统村落原生秩序的冲击,可能是形成“Talhelm悖论”的重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南稻北麦”的种植文化虽然在信任的塑造中有着重要影响,但市场化发育程度在种植类型与信任的关系转换中发挥着关键的调节作用,市场发育弱化了种植文化对信任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南北方信任格局的反差与转变;(2)机理分析表明,市场化发育一方面冲击着村社传统耕作方式所决定的互助协作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活跃并畅通农村要素市场,弱化了种植文化对信任的内生性影响。本文强调,由“南稻北麦”种植方式所镌刻的文化遗产及其村庄信任格局,正在发生重要的解构与转型。

稻作文化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IV-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稻作文化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研究发现,稻作文化会显著提高农民工进城后同乡聚居的概率。调节作用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影响会因农民工未签订劳动合同和未在城市享受社会保障而增强,即会因农民工所面临的风险增加而增强。机制分析表明,稻作文化使农民工更重视强关系网络,从而造成其进城后倾向于同乡聚居。具体而言,稻作文化会使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互动对象多为强关系网络中的成员,进而造成其进城后更倾向于选择同乡聚居。基于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应促进农民工社会网络的重构以降低其对强关系网络的依赖,推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强化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以提高农民工应对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