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词惯用的《史记》典故与心境表达——以司马相如、李广、张良为例

稼轩词具有鲜明的学问化倾向,出现了大量运用《史记》典故的情况。然稼轩善于“掉书袋”,词作所呈现的一些典故可能更多源于展现才学的考量而并非别有深意。因此,研究稼轩词的用典意图要尽量规避上述随机性的成分而更关注于反复出现的人物典故。在稼轩词中,司马相如、李广以及张良的相关典故出现次数最多,且断崖式领先于其他《史记》典故。总体来看,这些被频繁引用的人物典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稼轩特定时期的心境与思绪,相如倦游之典反映其宦海沉浮的政治失意;李广难封等典故契合稼轩本人的身世际遇;而张良从赤松子游则吻合稼轩退居时期暂避锋芒的时局考量。

论稼轩词中的乐舞意象

南宋词人辛稼轩一生渴望实现抗金救国的理想抱负,却壮志难酬、时不我与,心中的哀愁尽入词中。但稼轩词并未终止于低迷徘徊的气韵与无奈消颓的沉吟。稼轩词中乐舞意象的选取就反映了其词作中所展现出来的始终如一的“事功”诉求,传达出词人在创作时更深层次的爱国情感。

论稼轩词作中的故土情结

在南北两部分精神故土与物质故土间的矛盾冲突及其自身身份认知驱使下,辛弃疾呈现出了具有个人化性质的故土情结。这种情感承载着他一生的抱负、责任与志向,从而使他有了比其他南宋词人、官员更为强烈的收复国土的意愿和更为坚定与热烈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感首先体现在他的词作当中,分析这种情感,也正是对稼轩人格与精神的认识。

“文人词”视野下的稼轩词及其文本意义考察——重审“词”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的层级结构

辛弃疾“文人”与“士大夫”双重身份的合流,使稼轩词既较好地表达了辛弃疾面向社会公共领域追求自我政治生命价值的人生情感体验,也相对立体地呈现出他在自我私人生活领域的实际生存境况,从而成就稼轩词豪放与婉约并存的独特词风,凸显辛弃疾“文人”身份的多元性。从“文人词”史上说,稼轩词在较好地继承词体创作“依声填辞”的传统上,通过拓展词的艺术容量和抒情功能,以及对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借鉴使用,不但完全打破诗词文体界限,确定词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文学地位,而且有效调和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矛盾,解决如何使用“词”这种旧形式来表达“志”范畴的新内容这个影响文人词发展走向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稼轩词既是宋代历史社会文化关系总和的一种文学表征,也进一步丰富了“词之为词”的文学本体多元特征的可能性。

基于爱国情怀的异代知音——以船山对稼轩词的接受为考察中心

船山虽与稼轩身处不同历史时期,却可谓其异代知音。船山不仅明确表达了对稼轩词情的认同、理解,还以词抒发同调情怀,意象选择亦表现出极大趋同性,其原因在于船山与稼轩所处的历史境遇相似,船山接受了稼轩词中的爱国情怀。

近年稼轩词研究述略

近十年来,随着整个文化学术事业和词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稼轩词研究仍保持了旺盛的势头,见诸报刊的专门论文约一百五十余篇,有关著作约十余种。不仅数量较多,有不少问题也在前此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鉴于有同志已对1987年前的研究状况作了较为全面而扼要的介绍,为避免重复,本文拟对近年来新涉及的几个主要方面略为述评。 一、稼轩生平补疑的几个问题 自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辛稼轩传》、《稼轩词编年笺注》问世之后,稼轩一生行藏出处的轮廓已经大体清楚;至于稼轩对待开禧北伐的态度,与陈亮、朱熹、韩侂胄的交游以及弹压茶商军等较为重要的事历行实,前些年通过讨论,也已基本得到澄清。但这并非说稼轩生平中的所有问题均获解决,比如江阴签判任满后的行踪、南归后初寓何地。

再论南宋并无《稼轩词》全集本

辛弃疾词集版本除却四卷本和十二卷本外,学界一直存在全集本之说,从赵万里到吴则虞再到辛更儒,都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和推论。本文对辛更儒先生五个方面的论证修正后,通过对四卷本、十二卷本的编辑特点、南宋目录书对辛弃疾词集的著录情况及南宋书商刊刻词集的普遍状况的分析,得知南宋并不存在辛更儒推论的收录完备的《稼轩词》全集本。换言之,辛弃疾词集的版本只有四卷本和十二卷本两个系统。

论陈廷焯对稼轩词的接受

在稼轩的接受史上,陈廷焯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陈廷焯在词选、词论两个方面对稼轩词有所接受。陈廷焯先后编选了《云韶集》《词则》两部词选,从这两部词选对稼轩词的选录来看,陈廷焯思想前后有所转变,但其对稼轩词的推崇是一以贯之的。在《词则》中,陈廷焯根据稼轩词的不同风格,将之归于不同的门类下,比如将《临江仙》(金谷无烟宫树绿)归入《大雅集》等,可见其选词的精审。在词论方面,陈廷焯的思想也有所转变,后期建立沉郁说,以此标准立论评词。陈氏在《云韶集》和《白雨斋词话》中对《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等词做出了不同的评价。

《桯史·稼轩论词》新议

《桯史·稼轩论词》是宋代史学家岳珂记载的一则关于辛弃疾的文学批评史料,历来为很多稼轩词研究者所征引,然而其内容的真实性和题目的合理性仍然存在争议。研究发现,该笔记内容合乎情理,并非岳珂刻意编造;且其主要记载以辛弃疾为主的轶事及其词学观念,因此命名为“稼轩论词”甚为合理。同时,深入分析《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用典艺术可知,岳珂对辛弃疾“微觉用事多耳”的批评并不恰当,但他这一创见开启了辛词艺术特色研究的新视角,自有其价值。

论瓢泉的“渊明趣”及其对稼轩词的影响

瓢泉自被发现之初,就不断被辛弃疾赋予着陶渊明的符号,最终成为“剩有渊明趣”的私家园林。“渊明趣”是指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喜亦不惧”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瓢泉的园林意境。在承载“渊明趣”的瓢泉生活,辛弃疾接受的不仅是陶渊明的诗文,还有陶渊明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这对他瓢泉期间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他不仅在词中引用、化用陶诗字句,而且推动稼轩词闲适平淡、说理议论风格的形成。在辛弃疾的陶渊明接受中关注瓢泉及其“渊明趣”的作用,也是陶渊明接受研究的新视角。

朱一是《梅里词》中的“稼轩风”

朱一是作为明末清初梅里词人群体中的一员重将,相似的经历使其与稼轩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其《梅里词》有明显学习稼轩词的痕迹:词调选用趋同、开拓题材内容、多咏史怀古之作。词风劲直疏宕、雄浑豪壮,善用典故表达亡国之痛。《梅里词》继承了稼轩词的词风,对“稼轩风”在清初的回归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清芸阁词对稼轩词的接受

晚清词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稼轩风”在经历清中期的寂寞和孤独后的重新扬帜。其中,文廷式诸词坛大家的词体救赎成为晚清“稼轩风”扬帜的重要机缘。文廷式的生存背景、生存环境和个人胸怀襟抱与辛稼轩为隔代知音,因而其词作无论是感情抒发、模写规范,还是典故驱遣、语言组合方面,皆可看出稼轩的深远影响。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

关于稼轩词风,前人有“豪迈”、“豪放”、“豪壮”、“豪雅”、“慷慨纵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悲壮苍凉”(刘师培《论文偶记》)等各种说法.任何理论概括都是以牺牲大量的作品为前提的.仅从“豪”的一面来认识稼轩词风,显然是不全面的,南宋人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云:“公所作大声镗塔,小声铿(钅訇)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其后多有从豪、婉两方面来评稼轩词者,蔡嵩云《柯亭词说》云:“稼轩词。

稼轩词五首系年考辨

稼轩词的编年虽经前贤努力,多所发明,然仍有若干作品的编年存有疑问或异说。经考订,《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满江红》(汉水东流)俱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作于淳熙七年(1180)秋,《水调歌头·和马叔度游月波楼》作于嘉泰四年(1204),《满江红·中秋寄远》作于乾道八年或九年(1171或1172)中秋。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论《稼轩词》的写山艺术

宋代伟大词人辛弃疾经常咏及山,山是他恢复情结与归隐情结的寄托。他以山喻愁,以山为友,更以山为精神的家园和自我的象征。在他的笔下,山具有奇崛沉雄之气,奔腾飞动之势,灵秀雍容之韵。在中国词史上,辛稼轩是最擅长写山的词人,他本身就是一座巍巍屹立的大山。

稼轩放翁军事思想比较散论

稼轩放翁由于共同的时代感召、相近的家庭教育和相通的人生理想,二人声气相较,在军事方略上时有异同。一生主战,反对主和;在注重正面战场的前提下,提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遣谍离间,乘敌之隙,待机而动;在建都对于北伐恢复的重要性方面,二人有共通之处。其差异之处在于稼轩是一位军事家,放翁乃一文士。稼轩之论全面冷静客观,切合实际;放翁之思,热烈激情,却时有差误。相比较而言,二人之军事见解,虽同中有异,但陆逊于辛。

试论“稼轩式用典”的美学意蕴

“稼轩式用典”使稼轩词获得了“格式塔质”——审美超越境界。稼轩词中大量的典故意象有明显的类型化特征,其典故人物意象的人格美主要呈两种类型,即崇高悲壮美和魏晋风度美,实质上都是稼轩主体品性美的反映和折射。“稼轩式用典”对稼轩词主导美学特质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具体表现在:1)奠定其用典之词情感基调的作用;2)“陌生化”效果和抒情话语的多样化特性;3)对悲壮、阔大而又沉郁、蕴藉的意境具有构境作用。

“江村唱和”“广陵唱和”与清初江南词坛稼轩风的演进

康熙四年发生的"江村唱和",促进了稼轩风在江南词坛的兴起和传播,是江南词坛词风由婉约转向豪放的一次标志性唱和活动。康熙五年发生的"广陵唱和",推动稼轩风逐渐成为江南词坛乃至清初词坛创作的主流。"江村唱和"与"广陵唱和"分别调寄《满江红》《念奴娇》,是由唱和所抒发的情感性质决定的,也与词调及韵脚具有的抒情特征密切相关。从"江村唱和"到"广陵唱和",清晰地反映了江南词坛稼轩风的流变轨迹,在清初稼轩风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与认识意义。

论稼轩俗词的曲体特征及其意义

在《稼轩词》中,有90馀首俗词。这些俗词,从平俗驳杂的内容,叹世归隐的题材倾向,自然通俗的语言特征,明言直叙的表达方式,以及调侃戏谑、幽默诙谐的趣味等方面来看都与南宋雅词大异其趣,而呈现出鲜明的曲体特征,这为元散曲的创作,实起到了一种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