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二)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一)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密切相关的。

穆木天“纯粹诗歌”辨析

穆木天所倡导的"纯粹诗歌"直接得益于辰野隆将诗与心灵愉悦相联系,强调"自然的并非是纯粹的"等艺术主张的启示,同时秉承了伯雷蒙的"纯诗"提法和关于诗歌"统一性"的主张,以及瓦雷里们对于诗歌艺术的执着精神,借鉴了象征主义理论家关于"诗歌世界"和"散文世界"相区别的理论探讨的诸多成果,尤其是他们共同指向的对于诗歌的意义之外的表现形式如音乐性问题的关注。

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重读穆木天的早期诗论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有过无数走不完的“怪圈”。艺术上的自我否定并非就是自我价值的超越。审视一些人早期的艺术建树也就具有特别的意义。灰烬中会找的出美的火花。三十年代中期,一位宣布西方象征主义潮流是“退化的人科”以最后的点金术所产生的“回光反照的文学”的诗人,倒回十年以前。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自序

论文对作者即将出版的《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一书的过程、主要内容和特点做了概要的说明,并且通过作者自身研究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资源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思考。

穆木天对巴尔扎克的接受与传播

穆木天作为译介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多方位地传播与接受了巴尔扎克。他翻译的19部小说,让读者走进了巴氏的文学天地;他对作品的深入解读为受众了解巴尔扎克提供了导向,为批评界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基础;他在大学课堂中对巴尔扎克的讲解,为传播的路径拓宽了空间;他在文学思想中对巴尔扎克的认同,为我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辅助。可以说,穆木天为我国接受巴尔扎克搭起了一座桥梁。

东西方文学史的缩影——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内容概述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内容,从时间上看,涉及从古希腊到20世纪50年代各个时期的文学;从空间上看,涉及各大洲各国文学。穆木天以一己之力从苏联的期刊和著作上翻译了几乎涵盖整个东西方文学史的文学研究资料,结合当时的时代语境以及穆木天本人的遭遇、身体状况,穆木天能完成这批手稿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中的许多篇目对我们今天的外国文学研究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鉴于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完全出版,故本文简要论述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内容。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传承、价值及意义

1957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和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的穆木天被划为右派。虽然遭受如此厄运,但穆木天并不消沉、气馁,仍然关心着教研室的工作。为了帮助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青年教师适应当时新的教学体系和完成新的教学任务,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穆木天拿起译笔,历经十年(1957—1966),翻译了19类94种2633页170余万字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供青年教师教学、研究之用。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在穆木天的学生和外国文学教研室老师们的精心保管下得以存留。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是穆木天先生在特殊的岁月里留下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这批遗产对研究穆木天、外国文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史、新中国教育史、中国翻译文学史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与独特的价值。

穆木天王独清早期诗论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派

穆木天、王独清的“纯粹诗歌”理论主要包括诗的“纯粹性”、“统一性”、“持续性”；“诗的思维术”；“诗的文章构成法”等内容。诗的“纯粹性”主要是指诗歌形式的“纯粹性”；诗的“统一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要单纯、完整；诗的“持续性”是说一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应该是连续的和延续的；“诗的思维术”是指诗的思维方式；“诗的文章构成法”是指诗歌创作中所使用的“暗示”手法和“‘色'‘音'感觉的交错”。穆木天、王独清的诗论明显地受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的影响。

日本中介与穆木天的早期文学观杂考

本文首先考察了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的学习环境,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穆氏的法国文学学习与早期文学观形成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日本中介"所起的作用,最后指出:穆木天的象征主义"纯诗"观,并不排斥浪漫主义,而是主张二者的折中和融合。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翻译策略

穆木天晚年的翻译手稿是他1957年被划为右派后翻译的一批多达170余万字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当时的时代语境对穆木天的译介择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穆木天抱着严肃的翻译态度(工整的字迹、大量的修改痕迹、完善的译文信息、众多的批注和注释),坚守忠实的翻译方法(原文、引文、注释、重点标记词)以及系统性的翻译追求,从而呈现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丰厚的翻译手稿。

新旧裂隙间的独异声音——以穆木天、林纾为例

《给郑伯奇的一封信》是有相当研究价值的一篇文献,穆木天认为个人精神的贵族性追求必须有坚实的基础,诗人价值的自我确认、体验的自我找寻、精神的真正意义,都源于国民的历史。这在"五四"文化生态下无疑是特异而发人深省的,同时,这种特异性又与被斥为"复古派"代表的林纾构成了有趣的对话关系。

穆木天前后期诗歌创作转变探析

创造社后期诗人穆木天的前后期诗歌创作发生了显著变化,即由早期的追求“纯粹诗歌”的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转向了后期的“为民族斗争服务”的现实主义；由推崇李白“飞翔在天堂”转向了学习杜甫“涉足于人海”；由创造幽微飘渺的诗的意境转向了追求直白朴实的艺术特色。考察穆木天诗歌创作的转变及其成因,对于理解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文学现象和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与苏联文学批评的中国传播初论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是穆木天从苏联期刊(杂志)、著作上翻译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手稿内容主要由苏联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苏联的本国文学研究成果、刊登在苏联期刊(杂志)上的外国人士的文学评论三部分构成。手稿以直接翻译、内部发行的方式间接、隐性地推动了苏联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

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的书写研究

1957年穆木天被划为右派后,历经十年时间,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研室翻译了一百七十余万字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这批研究资料即穆木天晚年翻译手稿。手稿的书写时间:从1957年持续到1966年,集中在1958年—1963年这个区间。手稿的合译情况:手稿共计19类94种2633页,其中86种为穆木天独译、6种为穆木天、彭慧合译;2种为彭慧独译。手稿的质地品相:手稿主要采用钢笔、蘸水钢笔、毛笔三种书写工具以及20x20、40x15、25x20三种型号的纸张进行书写;手稿的封面主要有稿纸、报纸、俄语文献材料、出版书目内页等四种封面,封面上一般都有穆木天写下的翻译题目、原著作者、文章出处等手稿基本信息;手稿的印章主要有"外国文学组"和"1963查"两种,主要出现在手稿的封面或者手稿的第一页,是当时北师大中文系整理资料的标记。

《旅心》的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二)

《谭诗》和《旅心》烙印着穆木天留学日本的生命历程,镌刻了穆木天在日本文化影响下与法国象征诗结缘的根由,展示了中国象征诗最初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尝试。由此可见,“五四”后的中国新诗观念和创作的象征主义发展,具有着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性质,体现了留学日本的创造社作家对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