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乐》创演主体历史地位弱化追因

晋察冀边区名剧《穷人乐》是抗敌剧社主导下完成的一个“命题剧”,但在以《晋察冀日报》为代表的官方评价中,抗敌剧社的主导作用被弱化。深入历史细节可探知:创造模范村剧团的需要,整风运动的时代背景,加之抗敌剧社一些行动违背“沿着群众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的原则,使其功劳被有意隐去或弱化。过度批评专业剧团和过度赞誉村剧团均是出于证明群众“能”的需要而做出的历史性安排,这一安排有效推动了乡村文艺运动大发展,也产生了明显弊端:专业剧团手脚受到一定束缚;村剧团陷入创作热情高涨而创作能力有限的尴尬局面,落入新的模式化、教条主义窠臼。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穷人乐》的创作及影响

自1938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以来,在这片热土上,千万的革命战士洒下热血,与此同时,革命的文艺之花也竞相绽放.各个文艺团体创作戏剧、演唱歌曲,力求从思想上统一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决心.1944年高街村剧团在抗敌剧社的帮助下,创作并演出了《穷人乐》一剧,对战时的文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从《穷人乐》看大众的“戏曲自觉”

1944年,阜平县高街村村民自编自演的《穷人乐》在晋察冀边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村剧运得益于此,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立足当下,审视《穷人乐》所带来的经验,仍值得我们关注。

“专业化”抑或“群众性”?——《穷人乐》与晋察冀的乡村戏剧实践

1944年阜平县高街村剧团演出戏剧《穷人乐》,广受欢迎,并被褒奖为“晋察冀解放区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时值抗战后期的“翻身时刻”,戏剧创作的发展方向、技术运作与实践路径受到多方话语力量的规约。此事件的“前史”与“后事”呈现了晋察冀戏剧运动的内在逻辑,也揭示了以下一些相关问题,即如何理解以高街村剧团为代表的“群众创作”,与以抗敌剧社为代表的“专业创作”之间的关系?“《穷人乐》方向”是否存在审美创作上的规定性?这一方向强调的“真人演真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新”的实操手段?“《穷人乐》方向”背后蕴含的动力机制,可为我们理解新的文化政治经验提供特别的启示。

乡村剧团与社会动员——以1944年河北阜平县高街《穷人乐》的编演为中心

在抗战时期的晋察冀根据地,村干部和各类积极分子组成的乡村剧团,经常配合政策进行演出。1944年,河北阜平县高街村剧团在专业剧社的帮助下创作了话剧《穷人乐》,其开创的"真人演真事"的编排模式,模糊了戏剧与现实的界限,无论对演员还是观众都具有强烈的规训和改造的色彩。该剧作为群众文艺路线的典型在边区推广,推动了更广泛的乡村动员。

“外来的同志”与《穷人乐》的创生

《穷人乐》的整个创生过程,是在“外来的同志”主导下展开的。在未进入具体创作过程之前,他们就萌发了“演出他们自己的事”的创意。酝酿构思阶段,在选择题材、提炼主题(以及安排结构)时,他们改变了当地群众提出的新旧社会对比的主题思路,而将重点置放于大生产运动的表现方面。在“把创作过程和演出过程相结合”问题上,他们不但提出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构想,而且有效地付之于行动。在排演时,他们在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作用的同时,更是以导演的身份发挥了重要的组织、指导作用。因此,以演出补创作的过程,也同样是由其主导的。

经验互助与群众创作:“《穷人乐》方向”与解放区-新中国的群众文艺运动

1945年2月,晋察冀边区确立了文学的"《穷人乐》方向",它是建立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群众文艺运动取向的基础上的,并由此对文艺整风中改造知识分子的实际功效进行检验,因此它的产生是在知识分子与农村群众发挥各自的知识经验及生活生产经验的基础上相互合作的结果。"《穷人乐》方向"的确立不仅有利于加强对普通百姓的意识形态启蒙和知识权利的赋予,还指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方向。

土地改革与延安文艺中的“穷人恨”叙事

在延安文学的经典叙事中,"穷人恨"叙事与解放区土地改革有紧密的关系。"穷人恨"的出现与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教育有直接的联系,而因为很多"穷人恨"叙事作品出现在诸如"斗争会"等场合,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学形式。为了实现"穷人恨"的效果,"穷人恨"叙事利用群众私怨、通过暴力手段、制造仇富心理等手段,既形成其叙事的自身特色,也对当代大众审美产生深刻影响。

被“真人真事”改写的历史——论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

解放区文艺运动中的"真人真事"创作包括了三个层面: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真人演真事"和"真人"决定"真事"。三个层面的"真人真事"创作成为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工农兵走向文艺的捷径: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最终成为知识分子改造自我的"摹写"运动;"真人演真事"成为解放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塑造的过程;"真人"决定"真事"创作提升了"经验"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使群众在"真人真事"中虚构历史。可以说,"真人真事"创作既改变了解放区文艺,也改写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