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间转向:关于空间形式、空间批评与地理批评的概述

空间形式几乎是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共有的文学经验与文学阐释的重要方面。空间首先是一个物理的观念,极早成为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本内容。欧洲物理学、哲学、形而上学关于空间及其属性的争论持续了2000多年。空间、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空间形式、空间批评、空间转向是一组相互关联的人文观念。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提出了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空间批评发生于1950-1980年代,巴什拉尔、勒菲弗尔、福柯、詹明信、曼德尔、哈维等从人文地理学、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等角度越来越多地关注了空间理论。“空间转向”发生于1990年前后。21世纪初期,其革新的学者范式及其方法迅速从人文地理学扩展/散播到哲学、文学、艺术研究诸领域。

SNARC效应的空间参照机制

SNARC效应是人脑处理和解释数字信息时,数字信息与空间属性产生的一种联结现象。该效应自被发现以来,就成为认知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关于该效应产生的空间机制仍存在争议。从SNARC效应的自我空间参照和非自我空间参照两个角度进行梳理,并基于空间参照的层级系统和内外系统两种假设,深入分析SNARC效应空间参照的组织系统。未来可在深入探讨SNARC效应在垂直方向上的空间参照机制和组织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SNARC效应在水平与垂直两个方向的空间参照行为与神经机制的特点及相互关系。

从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兼析国土空间体系构建下的国土空间治理趋向

研究目的:分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国土空间体系表述的形成脉络及内在逻辑,并从国土空间体系构建视角探讨国土空间治理的未来趋向。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与对比分析法。研究结果:国土空间具有“区域”和“要素”双重特性,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旨在解决传统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缺乏统筹问题。从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到国土空间体系的演变,实质上是不断推进迈向高质量发展、强化“区域—要素”统筹的国土空间治理。在构建国土空间体系的指引下,国土空间治理既要聚焦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绘就国土空间协调发展蓝图,又要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做好国土空间治理的“区域—要素”统筹。研究结论:面向国土空间体系构建,国土空间治理未来应做好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区域—要素”统筹治理。

月球空间天气探测与研究进展

稳定的天体地质构造、与地球合适的距离、无稠密大气和全球磁场,使得月球成为日地月空间天气监测和研究的天然优良实验室。回顾了国内外月球空间天气探测和研究进展,梳理了月球空间天气关键科学问题及预报应用问题,提出了建立月球空间天气监测站的构想,明确了监测站具体科学目标,并介绍了监测站三大系统构成及相互关系,包括监测系统、科学研究系统以及建模与预报系统。建立月球空间天气监测站对研究太阳爆发活动、日地月耦合关系以及月球局地环境的变化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月球空间天气建模和预报技术的发展,提升未来月球科研探索任务空间环境保障能力。

环境心理学对空间色彩及灯光设计的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空间体验感的追求日益提升,因此,打造一个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室内空间十分重要。现通过对环境心理学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环境心理学下视觉空间的创作原理,探讨环境心理学与办公空间、展示空间、餐饮空间等多种空间融合的设计策略,加强环境心理学与空间的联系,创造更加健康、合理的空间设计。色彩与光在空间设计中被赋予了许多美学意义,并被运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注重形式的空间设计趋势降低了空间的活性,使设计表达缺乏灵魂。

空间重构: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德清县W村的案例分析

数字赋能已成为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支撑。数字技术向乡村持续渗透与覆盖,使乡村地域系统的实践、社会和文化空间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以浙江W村的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为案例,探究乡村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阐释微观实践空间形态与村民治理行动的相互影响。数字乡村空间重构的逻辑包括实践空间的理性建构、社会空间的关系重组和文化空间的价值重塑。空间重构对于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行动具有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存在实践空间设计的弹性缺失、社会空间的活力受限和文化空间的体验落寞等问题。因此,数字乡村治理需要因地制宜,结合地方发展实际,激活乡村空间中的内生动力,促进乡村地域空间的“活化”;确立乡村空间中的地方秩序,推动制度规则的“再造”;唤醒乡村空间中的历史记忆,推进文化资源的“重生”。

我国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治理中的正义偏失与矫正路径

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了我国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治理中的正义偏失与矫正路径。研究认为,空间正义视域下我国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治理可以从分配正义、价值正义、生产正义、制度正义四方面进行。针对城市公共体育设施资源分配的失“衡”、弱势群体公共体育空间权利的失“权”、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开发过程的失“序”、城市公共体育空间制度建设的失“位”等我国城市公共体育空间治理中的正义偏失问题,提出以下矫正路径:创新区域协调多元策略,加速资源分配均等化;探索定制式供给模式,维护弱势群体空间权益;转变政府空间治理理念,建立健全全过程监督机制;全方位纵深推进制度改革,破除空间治理制度壁垒等。

高等教育区域化:多重空间的生产与互构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高等教育区域化是“地理-社会-文化”多重空间的生产与互构过程。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通过国家在区域层面选择高等教育集聚区,重塑高等教育空间形态,实现地理空间的生产;以系列制度性安排引导高等教育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及高等教育要素的流动,规范高等教育空间秩序,拓宽社会空间的生产;在精神和实践双重维度塑造高等教育空间共识,促进文化空间的生产。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化正处于从以传统规模集聚为主的地理空间生产向以知识创新为主的多维空间有机联动转型的关键期。我们要构建高等教育空间网络,促进“地理-社会-文化”多重空间的有机融合;创新高等教育空间制度,根据不同空间属性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培育高等教育空间意识,创生符合空间基础的区域化发展模式。

法国当代空间符号学对城市空间的批判

空间符号学最初的目的是在符号学的框架下用语言学的方法得出空间普遍语法。以格雷马斯为代表的空间符号学家致力于得出空间的深层语法和连接方式,批判了现有城市空间的语言,呼吁在这门语言的工具性之外引入更多美和善的人文关怀。罗兰·巴特关注的是城市空间符号在特定话语中产生的意义,他批判的对象是符号被贫瘠化的过程,因而是对某种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元话语”的批判。博德里亚指出当代社会被普遍符号化的现象,并对空间的符号特性提出质疑。

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实践嬗变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降,以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等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承继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时空观的基础上,将空间、主体与社会三者有效并置,构建出“人化空间”的现代空间样态,从而开启空间转向的理论浪潮。学者们因各自学术背景和理论旨趣的差异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符号属性、文化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为文学场域话语实践的嬗变提供了可靠依据。空间生产与文学表征话语的协同建构、空间符号与文学审美话语的互构融合以及空间正义与文学诗性话语的内向升华等均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与当代文学话语相互涵摄的多重面向。这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传统文学的表达藩篱,为文学观念多元拓展提供了独特的范式与角度。

营造新型阅读环境:图书馆空间再造反思

图书馆空间服务理论包括图书馆作为空间理论、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再造理论。空间再造理论推动图书馆新型空间建设,但许多新型空间脱离了图书馆阅读服务的目标,图书馆人需要运用新的阅读环境营造理论与约束空间再造理论。营造新型阅读环境的主要目标包括:营造保障与服务阅读的环境,营造引导与推广阅读的环境,营造促进与激励阅读的环境。

空间理论中城乡融合的逻辑机理与响应路径

城乡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社会关系。基于空间理论蕴含的“生产—正义”思想,立足我国城乡社会的历史底色及其时代特色发现:城乡社会变迁是空间过程和社会过程的有机统一,城乡关系是基于城乡社会基础差异的空间关系,而城乡分异表现为城乡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的疏离乃至断裂。新时代城乡空间融合需坚持空间正义的价值取向,通过物理空间整体规划形塑物理空间共同体、制度空间高效互动筑牢制度共同体、文化空间差异融合塑造文化共同体、数字空间一体搭建数字共同体以及治理空间共建共享共筑治理共同体等途径打破城乡空间壁垒,助推城乡高质量空间融合。

I_(sn)-I-Fréchet-Urysohn空间上的相关性质研究

提出了I_(sn)-I-Fréchet-Urysohn空间的概念,结合I_(sn)-序列空间的概念,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一些相关性质,比如遗传性、连续性等,还讨论了这些空间和理想收敛中其他空间之间的关系。

内隐空间词汇加工中的空间促进和干扰效应

语言理解是人类所特有的认知方式,研究发现,个体在加工具有空间意义的内隐空间词汇时会表现出空间干扰效应或空间促进效应。具身认知观、极性一致原则以及事件编码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空间干扰效应和空间促进效应进行了解释。实证研究还发现,启动线索与目标间的时间间隔、任务类型、不同类别的空间词汇、知识经验和社会因素等都可能对空间效应产生影响,并发现词汇–空间效应可能与空间注意转移有关。在系统介绍空间效应的理论假设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对三个理论假设的适用性、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等进行了分析和适度推测,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的历史社区更新策略研究——以苏州薛家湾历史社区为例

首先解析空间三元辩证法的理论内容,阐明历史社区三元空间的辩证关系和互动机制,运用空间三元辩证理论将历史社区解构为物质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3个层面;其次以苏州薛家湾历史社区为例,对其三元空间进行现状梳理和问题总结;然后分析其空间生产中的主要矛盾;最后围绕物质空间的保护与再利用、精神空间的发展与复合多元化、社会空间的延续与更新3个方面,开展薛家湾历史社区三元空间整体更新和平衡发展的路径探索。

街道的空间整合度与风场耦合性及其优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为研究街道形态影响行人的步行可达性和通风效能,采用计算流体力学(CFD)模拟与空间句法Depth map模拟相结合的方法,探究街道形态风场特征与空间整合度的耦合性关系,总结耦合性规律,得到结论:(1)中间左右错位式的通风效果最明显,但是整合度明显低于前后对齐并列式;(2)建筑前后错接式的通风效果最明显,但是整合度最低;(3)建筑前后错位式的整合度最高,显著高于前后对齐并列式,但是通风效果最差;(4)长街道界面的通风效果较好,但是整合度最低,短街道界面的整合度最高。通过优化街道空间形态,调整建筑形态、建筑布局、沿街界面等措施,使街道活跃度和通风风场相叠合,为行人的步行环境创造良好的通风气候环境。

空间赛维坦与空间赛托邦:ChatGPT时代的权力悖论

通过引入空间视角,探索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权力格局所产生的悖谬式影响。一方面,ChatGPT等技术促进了资本的狂飙与空间剥夺,建构起国家意识形态下的空间霸权,催生速度化的空间帝国主义,最终形成极权式的“空间赛维坦”。另一方面,在各行为体的良性管控下,在国家层面,ChatGPT等技术能够促进空间的扁平化与协商化、科层制政府的韧性化与国家自主性的弥散;在全球层面,通过促进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平等协商,ChatGPT有助于建构“全球空间在场”,最终形成协商化的“空间赛托邦”。权力自身具有中心化的倾向,人类需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变革“空间赛维坦”,驶向“空间赛托邦”,从而将“权力悖论”转变为“权力向善”。

网络公共空间意识教育的兴起背景、主要内容与实现路径——基于网络空间双重属性的分析

网络公共空间是一种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构起来的新型公共空间,能够为民众提供更加充分沟通的媒介,扩大了传统公共空间的公共性。但是,网络空间也带来了公共空间新的潜在危机,具体表现在数字鸿沟加剧、泛娱乐化倾向、沉默的螺旋循环往复、群体极化的出现以及道德失序的隐忧等方面,影响网络空间公共性的发挥。因此,网络空间对传统公共空间既重构又解构的双重属性,呼唤网络公共空间意识教育,尤其是进行一种积极的公共空间意识教育,其内容重点包括网络权利主体意识教育、网络公共参与意识教育和网络公共理性意识教育。可以通过积极开展网络公约建设、适当增设网络公议平台和合理引导网络公共议题等具体策略,实施网络公共空间意识教育。

从“冲突”到“共轭”——城市群生态与农业空间协同管控路径

【目的】明确城市群生态空间与农业空间协同管控的逻辑关系与方法,实现城市群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对城镇空间的弹性约束作用。【方法】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在完成长三角城市群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农业生产适宜性评价、城镇建设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运用ArcGIS空间叠加分析方法,获取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冲突特征。【结果】将3类评价分级成果空间叠加,一共得到27种空间组合方式,整理出3种优势区与3种冲突区:生态空间优势区、农业空间优势区、城镇空间优势区、低冲突区、中冲突区、高冲突区,并细化出4级管控分区及管控实施路径。【结论】提出城市群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协同管控思路和“平行共轭、融合共轭”的分区管控路径,满足城市群空间管控的整体性、系统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管控要求,以精细化的管控与治理思维使国土空间规划更好地融入国家新型治理体系。

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问题检视与规范建构

国土空间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空间,也是包含了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和权域空间,意味着国土空间规划不再仅是介入空间生产的技术治理工具,而是成为体现国家意志和政府目标的施政方式。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法治化是国土空间规划取得合法性的基本依托,也是证成其公权干预私权正当性的重要方式。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的实质内涵是“良法善治”。“良法”表现为体系上的完整性、内容上的科学性和功能上的指引性;“善治”则需要构建横向联结的整体性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以及纵向传导的“压力-反馈”型国土空间规划治理之道。受制于内在和外在因素,中国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面临着顶层设计付之阙如、规划法治基础薄弱以及央地事权划分不清等多重困境。国土空间规划中所蕴含的权利、权力内容及其复杂关系,决定了以“权利-权力”为核心范畴的法权结构主义对其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宜依循“空间权力-空间权利”的逻辑展开。空间权力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基础。国土空间规划的权力体系包括空间发展权的供给、空间规划权的配置以及空间管理权的创设,在权力配置上应体现出整体性、对应性和公共性。空间权利是国土空间规划法治化建构的目标。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空间权是包括狭义空间权(空间物权)和空间人权的复合性空间权利。空间权的复合属性及其立法缺失,以及作为抽象行政行为的国土空间规划的可诉性难题,亟待构建以“立法救济-行政救济-司法救济”为核心的空间权利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