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辨识—解构—保护”的城市再野化机遇空间探索——以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为例

【目的】城市再野化旨在通过限制人类干扰,将城市生态系统逐步归还自然,以恢复其结构、功能和自我调节能力。识别由自然过程主导、具备野性保育或创造新野性潜力的再野化机遇空间,是启动城市再野化过程的关键;而理解这些空间的分布规律与生态特征则成为当前城市再野化研究的核心挑战。【方法】整合土地利用、地形、人口密度等多源数据,提取空间异质性、生物多样性及人类干扰等关键因子,采用熵权法计算城市再野化机遇指数(urban rewilding opportunity index,UROI),并结合ArcGIS 10.8软件构建区域尺度的定量分析框架,以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为例,识别城市再野化机遇空间(urban rewilding opportunity spaces,UROS)并分析其分布规律与生态特征。【结果】研究区内超半数的城市再野化机遇空间为面积小于900 m2的小微空间。UROI高值空间集中于空间异质性高、保留原生植被的龙泉山山地和生态修复后的兴隆湖湿地等区域。UROI较高值空间位于受城镇开发和农业活动影响的浅丘地带,呈农田-林地-湿地复合特征。UROI中值空间多为闲置未利用地,尽管生物多样性水平不及UROI高值空间,但因人类干扰少,具备重要的生态缓冲功能和野性提升潜力。【结论】城市再野化机遇空间通常空间异质性较高,以自生植物为主,具备较为稳定的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建立UROI高值空间的分级保护区,合理干预和提升UROI较高值和中值空间的异质性,并采取“善意忽视策略”,减少人类干扰,有助于促进城市野性恢复与城市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空间逻辑

空间是数字时代理解教育变革的重要维度。教育空间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被赋予新的空间形态和功能,悄然改变着教育实践变革的形式和程度,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教育空间的形塑能够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基于空间理论审视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深层逻辑,应构建“空间机遇-空间诉求-目标对接”的分析框架,既要厘清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空间机遇,以物质空间重塑提升教育实力,以精神空间重塑强化教育功能,以实践空间重塑重构教育生态;也要分析教育强国建设之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空间诉求,以物质空间资源整合助推教育自身之强,以精神空间价值引领助推教育服务之强,以实践空间制度创新助推教育认同之强;最终探寻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空间路向,促进二者实现教育供给与需求层面的目标对接,以物质空间治理为教育强国建设奠基,以精神空间治理为教育强国建设储能,以实践空间治理为教育强国建设谋远。

浅谈我国商业银行发展衍生金融业务的机遇和空间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衍生金融业务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各项金融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的衍生金融业务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于OBE理念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面对国土空间规划在全国全面展开的重大发展机遇,相对其他相关专业而言具有明显优势,但也存在自身的不足。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和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该专业应对发展机遇的必然要求。为此,基于OBE教育理念,探讨构建了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主要包括实践课程体系设置、应用型师资队伍建设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等三个主要环节,其中实践课程体系设置是核心,师资队伍和教学平台是保障。

对我国学术社团现代转型的若干思考

我国学术社团有其与国内外其它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与其它民间社团一样,我国学术社团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治理,都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我国学术社团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推动我国学术社团现代转型,重在优化环境和完善规制,并确立相应的工作意识,走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全球化的时机与福利供给:基于中国东莞与昆山的比较分析

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全球化与福利供给之间的关系上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福利需求”的角度进行回答,鲜有从“福利供给”的角度解释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回应社会的福利需求。本文认为,解释福利供给模式需要关注制度的历史维度。具体来说,地方融入全球化的时机是福利供给模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东莞的全球化道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风险型的政治机遇空间中,地方政府官员内部难以形成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从而使基层政治与地方社会精英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并形成庇护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塑造了东莞地区效率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昆山对全球化的融入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得益于当时友好的政治机遇空间,地方政府内部形成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体,与外资形成合作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形塑了当地补偿型的福利供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