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世纪后苏联空间国家地缘文化转型研究——以城市改名为例

本文以城市改名历史资料为基础,研究苏联加盟共和国地缘文化空间的变化。不少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50%以上的城市发生名称更迭,可归类为重构文化空间。这类国家的转型表现出对苏联遗产持革命态度和对语言文化改革的积极性特征;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则属于变异文化空间;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属于微变异文化空间,更名占比低于25%。这些国家包括鸟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其中有些国家语言文化改革节奏缓慢;另外一些国家,如波罗的海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改名浪潮早在苏联政权建立以前或苏联时期就已结束。

中国“和合”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以《习近平第75届联大讲话》为例

话语空间是以抽象的空间概念化表征话语生产者心理认知过程的三维心理空间,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建构通过空间、时间和价值三维度表征反映一定的外交立场。基于拓展的空间概念化框架对《习近平第75届联大讲话》进行话语空间分析,发现演讲者通过“全球抗疫-中国积极合作-疫情启示-中国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空间的主题式衔接与推进,传达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提倡合作共赢的“和合”外交价值理念。

中国“和合”外交话语中的容器隐喻研究

容器隐喻以对空间关系的认知建构群体身份进而反映对社会关系的认知,在外交话语中反映一定的外交价值理念和立场。通过语料分析发现中国“和合”外交话语包含“国家是容器”、“地区/国际组织是容器”、“世界是容器”等层面的语义建构,反映中国外交对于国家主权独立和国情差异、内外关系、共存关系的认知。从空间概念化视角看,容器意象的衔接、扩展和最大化形成延展性的空间表征,体现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

后冷战时期阿富汗暴力冲突的时空演变及行为体互动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的死亡和不稳定大多由暴力冲突事件造成,且冲突空间被视为领土和网络嵌入性的结合停留在理念层面,因此,揭示其时空演变和探索冲突行为体的互动特征具有迫切的现实与理论意义。鉴于此,立足冲突空间的概念化,搭建“事件-网络”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核密度、趋势面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冷战结束以来阿富汗不同时期暴力冲突的“位置-方向-形态-关系(网络)”。研究表明(:1)冲突是人地关系错配形成的复杂系统。阿富汗冲突阶段性特征与地缘战略地位升降和行为体网络关联密切,“战斗季节”特征明显,低强度占据主导和主要。(2)冲突的空间格局形态受地形及其走向的裹挟与制约。阿富汗冲突受兴都库什山脉的影响,面域趋势为东北-西南向,“点-线-面”特征逐渐强化,冲突空间呈“O”形分布形态。(3)行为体“解网”与“结网”表征下的权力博弈与冲突密切相关。阿富汗国内行为体关联渐趋“解网化”,阿富汗政府-塔利班构成内部冲突核心“关系对”;域外参与主体“结网低”,且尚未形成社区网络互动迹象。研究捕捉了冲突空间如何将社会关系网络与地理位置背景相结合,以理解国家内部卷入持续冲突的方式,揭示冲突产生的空间社会性,加深对阿富汗“帝国坟场”空间发生机制的理解。

合作型/对立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拓展框架构建——对Chilton话语空间理论的调适

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话语实践根据权力主体间的关系可分为对立型外交话语与合作型外交话语。当前时代背景下倡导对话协商、合作共赢的中国“和合”话语是合作型外交话语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政治外交话语的研究主要关注话语的对立性特征,而对合作型外交话语的研究和系统性解读不足。从认知话语分析的空间概念化视角看,合作型外交话语应呈现与对立型外交话语不同的空间表征形式,Chilton话语空间理论以二元分界的空间概念化仅能解释后者而不适用于前者。本文对Chilton话语空间理论进行调适,形成适用于合作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研究拓展框架,以期丰富话语空间研究的理论内涵和应用范围,同时服务于倡导合作共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国际融通性。

合作型与对立型外交话语的话语空间对比分析

国际关系中的外交话语实践包括权力主体间进行利益协商的合作型外交话语和权力主体间进行权力争夺对抗的对立型外交话语。本文基于空间—时间—价值(STV)话语空间研究拓展框架探究两类话语的话语空间差异。研究发现,两类话语在空间、时间、价值三维度都呈现不同的表征;合作型外交话语以外向延展的包容性话语空间表征建构共同价值立场;对立型外交话语以内向压缩的趋近性话语空间表征建构自我—他者的对立立场。两类话语的话语空间对比分析对中国外交话语体系建设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具有一定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