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逻辑与实践——基于“规划—设计—治理”的视角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推进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厘清其规划体系的构建逻辑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实施和作用发挥至关重要。从需求层次出发,阐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基本逻辑,以浙江省为例,探索建立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系构建的理论。研究表明:(1)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在需求层面上可体现为“功能修复—韧性提升—价值实现”3个层次。(2)围绕着“整体规划—深化设计—系统治理”的逻辑,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作为专项规划的体系构建逻辑。(3)基于构建逻辑,将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梳理形成“编制—实施—支撑”3个体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要从需求层次变化的认识入手,以维护生态安全、提升空间价值为目标,在省域范围内通过纵向传导、横向深化及全流程支撑3个维度构建规划体系,为系统化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探索实施路径。

基于生态网络优化对比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研究

生态网络构建有助于整合破碎绿地斑块,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过程中的关键区域并制定针对性措施,为生态型国土空间整治提供方法与技术支撑。然而,目前基于自然资源与土地利用现状构建的单一时空情景生态网络,忽略了网络与城市发展的动态变化,其稳定性与连通性缺乏验证反馈,契合城市发展的合理网络优化方案尚不明晰,生态保护措施难以适应未来城市空间的发展变化。在构建现有生态网络的基础上,对未来城市土地利用扩张情况进行预测,从生态源地、廊道、节点的动态修复视角设置增加生态踏脚石、清除生态障碍点和保护关键生态夹点3种网络优化情景,通过网络连通性分析对3种修复情景进行优化效应评估。结果显示,3种修复情景中,消除生态障碍点对生态网络的优化作用最明显,是未来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的主要关注方向。以通城县为例,判定了生态网络的最佳优化方案,提出适应现状地域特征、面向未来发展方向的生态安全格局,从生态资源要素与城市发展动态演替的视角为生态格局优化提供新思路,为生态型国土空间综合整治提供科学技术方法。

基于生态本底-格局-潜力框架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恢复潜力、修复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建构了生态本底-格局-潜力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通过生态优先修复区的识别实现修复效率的提升。结果表明:2010—2020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显著下降,自然恢复力良好与保护政策支持强的地区存在空间错配。以乡镇为单元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发现:1)生态维持区占总面积的7.7%,应以综合改善为主,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2)生态保护区面积占44.5%,作为生态安全的底线区域,应以保护为主,加大政策管制力度。3)生态提升区面积占11.9%,应通过多样化、持续的维育措施为主,以强化区域生态网络的冗余度。4)生态修复区面积占35.9%,此中,优先修复区是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与政策扶持的地区,应以实施长期、渐进式的修复工程为主;协同修复区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应当协同上级政府或区域联合治理,提升区域整体修复效率。

时空视角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效应的耦合联动研究

基于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城镇化发展效应的内涵剖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评价、耦合协调、面板向量自回归和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了2005—2020年31个省区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效应的交互影响和空间联动效应。结果表明:①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指数由0.179增至0.740,表现为“中部>东部>东北>西部”;城镇化效应指数由0.134增至0.833,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②耦合协调度由0.394增至0.886,从轻度失调向良好耦合协调转变,表现为“中部>东部>东北>西部”;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自身和城镇化发展效应的解释力分别为60.9%和15.6%,城镇化效应对自身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解释力分别为84.4%和39.1%;④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空间回归系数为0.148,城镇化发展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直接效应为0.221%,空间溢出效应为0.071%;城镇化发展效应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解释力更大,二者之间存在良好的时序耦合协调性;城镇化发展效应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二者之间具有不对等的空间联动发展性。

郑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关键区域识别

[目的]对郑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为该市和市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提供科学参考。[方法]利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识别生态源地,通过景观连通性评价与电路理论提取生态廊道、识别生态修复关键区域,最终构建生态网络安全格局。[结果]郑州市生态源地共37个,面积共计983.29 km^(2),呈现西多东少,南北呈带状聚拢分布;提取郑州市85条生态廊道,廊道长度为0.11~47.92 km,共计689.50 km,其中关键生态廊道19条、重要生态廊道29条、一般生态廊道37条;识别生态夹点55处,总面积2.78 km^(2),多集于郑州市西南部,夹点所处位置阻力较小,土地类型主要以林地、草地、水体为主;将累计电流值划分3种等级障碍点,总面积为1054.31 km^(2),占研究区面积的14.16%,主要位置在登封市与新密市主要交通道路周围的城镇区域;综合考虑研究区自然与社会现状,提出“一带,一环,两区,四团,多点”的生态网络安全格局。[结论]对识别的生态夹点与障碍点分别提出修复策略:生态夹点区域生态环境较好,因此以自然生态维护为主;生态障碍点区域主要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较大,受人类干扰程度较多,因此以人工和自然修复并重的方式为主。

陆海统筹视角下滨海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路径与实践

由于滨海地区地理区位和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复杂性,以及陆海空间策略的差异性,其传统的生态修复无法完全适配《省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等文件的工作思路,应系统性总结滨海地区生态系统的特点,创新性探索陆海统筹视角下滨海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路径,并以深圳市大鹏新区为例,探讨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滨海地区面向多目标、系统化的生态保护修复重点,同时将工程项目细化到绩效指标层面,加强规划的传导性和对项目实施的指导性,旨在为滨海地区提供以陆海统筹为引领、以“格局—策略—单元—工程”为主线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新思路。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安全格局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域识别——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

为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安全以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天津市蓟州区为研究区,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生态安全格局相结合,构建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空间格局,诊断出修复区域,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2011-2021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现减少趋势;蓟州区生态源地面积为260.67 km^(2),潜在生态廊道34条,其中关键生态廊道共9条,生态节点共65个;构建“一屏两核三廊四区多点”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总体空间格局,提出差异化的“四区”优化策略;源地修复区的总面积为224.22 km^(2),廊道修复区的总长度为260.69 km.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土地利用冲突分析框架与应用路径

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忽视土地利用冲突分析可能导致生态修复关键区的识别失准,阻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有效推进。采用内涵分析、类型比较、模型解析等方法建构土地利用冲突分析框架,以水源涵养视角下的西安市长安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为例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基于3类土地利用冲突经典模型和3类冲突识别方法的比较研究,结合“格局—过程—功能—服务”理论建构土地利用冲突研究的空间分析框架;其次,提出“场地认知—指标选取—生态修复关键区识别”的应用路径;最后,结合实践阐述框架的具体应用路径和操作方法。

农业农村空间生态修复质量测算方法研究——以辽宁省凤城市为实证

文章在探讨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内涵与进展的基础上,参考文献计量分析与政策分析结果,结合土地碳汇模型,构建了基于“比重法-均方差法”的农业农村空间生态修复质量测算方法,包括庭院空间生态、生态农业空间质量、农村空间生态改建、农业空间生态恢复4个维度、19项具体指标,并以辽宁省凤城市为实证对象,对该测算方法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基于实证分析做出的问题识别,提出凤城市农业农村空间生态修复的对策:(1)庭院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农用地、建设用地整理等;(2)生态农业空间质量保护修复:实施野生动植物种群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人工商品林建设等;(3)农村空间生态改建修复:实施生态基础和生态网络建设,提升农村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4)农业空间生态恢复修复:大力实施“固碳工程”,推进碳汇交易,探索拓展场外交易渠道。

基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策略——以洞庭湖区为例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丰富和发展,其本质是以人为主体的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或国土空间生态系统。为研究该理念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作用和意义,在阐释该理念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国土空间多层次系统生态修复模式,并以洞庭湖区为例,从要素、系统、管理、文化4个层层递进,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层面制定生态修复策略和措施。

基于MSPA模型和电路理论的晋西北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落实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重要举措,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是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关键一环,是科学开展生态修复的关键和难点,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前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相关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工作。本文以晋西北为研究区,通过形态学空间分析(Morphological Spatial Analysis,MSPA)模型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识别生态源地,采用电路理论识别与提取生态廊道,在此基础上,进行生态修复关键区域识别及时空演变规律分析,从而给出对应生态修复策略。结果显示:2000—2020年晋西北生态源地数量及面积均呈现增加的趋势,20 a间生态源地总面积从1898.43 km^(2)增长到2026.17 km^(2),空间分布呈现南部集中连片,北部零散分布的特点;生态廊道数量与长度先增加后减少,空间分布上南部保持短且密集,中部和北部由长且稀疏趋向短且密集。生态修复关键区域中,生态夹点面积总体下降,20 a间从262.89 km^(2)下降至194.34 km^(2),夹点普遍分布于生态廊道的两端邻近生态源地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偏关县、平鲁区、神池县和朔城区;生态障碍点整体呈现增加趋势,20 a间从324.61 km^(2)增长到504.72 km^(2),随后又减少到338.86 km^(2),障碍点普遍分布于生态廊道的中段,由聚集分布转变为均匀分布。研究综合生态修复关键区域时空演变特征及研究区生态本底,提出针对性生态修复策略,即加强夹点和障碍点的小流域、小区域治理,减少人为干扰,以期为区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生态安全格局与生态脆弱性视角下的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识别与分类

以武汉城市圈为研究对象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运用MSPA方法、景观连通性评估、MCR模型和电路理论构建以“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节点”组成的生态安全格局,基于VSD模型评价研究区2010年和2018年的生态脆弱性,综合两者识别出的生态修复区分类提出针对性修复保护措施。研究结果:①共识别出10处生态源地,总面积14 761.9 km^(2),45条生态廊道,19处生态“夹点”,7处生态障碍点。② 2010—2018年研究区生态脆弱度分别以潜在脆弱和轻度脆弱为主,潜在脆弱区面积占比下降12.85%,轻度脆弱区增加4.49%,非常脆弱区与极度脆弱区占比较小,合计占比从12.44%增长至16.89%。③共识别4处生态修复区,总面积3 779.7 km^(2),分为生态景观重塑区、重要廊道贯通区、人工修复区、产业转型区。本文将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融合到生态安全格局中能够更全面地识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区,共同保障城市圈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空间生态正义观的理论框架与当代价值

近年来,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强,让生态正义成了一个热门话题。马克思空间生态正义观源于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非正义现象的深刻反思,旨在消除人与自然空间的对立,建立平等的空间资源分配和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实现社会主义空间正义。马克思空间生态正义观的理论框架包括了人类历史、空间、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涉及城市规划、环保法律等现实问题。马克思空间生态正义观是一种全新的生态正义理论,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能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态资源公平分配。所以,中国应该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环境保护等方面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空间生态正义的特征及其建构路径

近年来,空间生态破坏逐渐成为人类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空间生态正义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空间生态正义是一个涉及环境学、生态学、城市规划学、地理学等的概念。它强调在城市规划中,应该考虑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平衡,以确保所有社会群体都能享受到美丽、健康、公正和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空间生态正义具有平等性、参与性、多样性和包容性等特征。空间生态正义的建构需要基于环境公平的空间规划、基于社会公正的环境治理和基于民主参与的空间决策等,采用以人为本的实践方式,实现生态资源公平分配,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空间生态正义观的三重维度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空间生态系统的破坏日益严重,生态失衡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马克思空间生态正义观,对于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分析了空间生态正义的内涵及其实现方式,探讨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达到平衡的问题,其空间生态正义观呈现了空间权利、全球生态正义和环境保护三重维度。空间生态正义的实现要体现环境保护,还需要考虑社会的公平发展和民众的参与,不仅需要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强化人们的生态保护理念,还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生态文明观念,使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民众得到更好的发展与福利。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研究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是国家实施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重要举措,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则是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保护的基础性支撑。在介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水工环地质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影响与调控作用,并从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保障水资源安全、改善水环境状况等方面论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实施路径。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生态环境类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深入开展,城乡规划专业在培养具备生态环境意识和生态修复能力的人才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该文首先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我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研究进展,进而提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背景下城乡规划专业的培养要求;然后分析发现莆田学院城乡规划专业的生态环境类课程存在生态环境类课程设置较少、课程内容滞后、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完善课程设置、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特别是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生态环境类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探索形成“互联网+城乡规划”的教育教学新形态,以期提高城乡规划专业生态环境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具备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能力的专业人才。

“碳中和”背景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体系的构建路径探索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的污染状况也十分严重。在此背景下,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即“双碳”目标。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国土空间治理的实现过程之一,通过制定空间的发展战略实现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基于“碳中和”背景,分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体系的构建路径,以实现对环境的控制。

滨州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

分析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滨州市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情况,旨在形成驱动的良性机制,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选择了滨州市发展趋势基本一致的3个城镇进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城镇化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CZ_(1)、CZ_(2)、CZ_(3)3个城镇2021年之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水平高于城镇化水平,2021年之后城镇化水平高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水平,且二者差距逐渐扩大。3个城镇的城镇化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耦合度在0.5左右,整体浮动不明显。依据灰色关联模型可知,城镇化系统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系统二者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指出了城镇化系统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系统两者关系密切,需以耦合协调度作为约束,以良性发展机制为依托,实现同步发展。

珠江入海口空间生态性水体变化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

采集2016—2018年珠江入海口河段鱼类多样性数据,进行水环境分析和物种多样性评估。RDA分析结果表明,水深、溶解氧、水体覆盖度、盐度、pH和水体温度对鱼类有一定影响,其中,铬对鱼类多样性的影响程度占总体水质变量的25.92%。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水水质的参数发生改变,亚硝酸盐和铅对鱼类科、属、种变化的反应最敏感,对鲤科鱼类影响较大。工业污染会影响鱼类种群数量,另外铬和石油类物质是决定鱼类多样性在珠江入海口生存的重要条件,很大程度限制生态空间的活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