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非农化的空间配置效率与农地损失

本文从资源经济学对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原理出发,构建了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效率的模型,并对我国1989-2003年间的农地非农化进行检验,发现该期间我国农地非农化在空间配置上存在效率损失,如果将中部地区14.24%和西部地区3.66%的农地非农化指标转移到东部地区,将能够达到全国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的效率最优。然而,上述结论只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原配置的帕累托改善,而不是农地非农化的社会最优配置,因为最优配置还涉及其他方面效率的改善。所以,本文结论进一步指出,在现阶段农地资源存在过度非农化的情况下,对上述指标的调控虽然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要的。

县区内义务教育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探析——以潮州市湘桥区初级中学为例

义务教育资源在县区内的配置情况直接影响教育的均衡与公平发展。湘桥区作为潮州市的城区,通过分析其义务教育资源在校际间与街道(镇)间的配置效率,发现区内义务教育资源存在不均衡现象,可尝试通过改善学校布局,加强对薄弱学校的扶持,合理利用教育信息技术,提升民办学校办学效益,突出办学特色,缩小学校教育资源的差距,促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

县域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管制策略——以江苏赣榆为例

从县域出发,深化主体功能区概念应用,探究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及其管制策略对深化我国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梳理主体功能区与土地资源空间配置理论关系,借助C-D生产函数考察江苏赣榆主体功能区土地资源空间配置效率,并差别化提出管制策略。研究表明,主体功能区建设实质是"以地为本",功能区划理念下土地资源空间配置应遵循边际净收益相等的转化度,具有增进用地效率、减少自发优势竞争效率损失的可能。对赣榆区研究发现,不同主体功能区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数量存在过量配置,具有帕累托改进空间,其根源在于现行土地计划管理缺乏弹性机制调节指标,造成实际落地中的空间错配。因此,赣榆区应从全区统筹主体功能定位,协调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优化开发区"革新土地空间结构,转变经济与产业发展方式"、重点开发区"助力城镇工业化进程,确保土地资源利用效益"、限制开发区"着力粮经产品安全,创新农业生产用地经营模式"、禁止开发区"划定生态空间红线,探索农旅生态用地结构布局"。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区位问题及其重构的目标方式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空间结构问题有:产业空间联系缺乏、区域协作程度低下、企业空间组织结构性缺失等。因此,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产业区位的重构是必然的:结合国有企业改制与重组、工业园区的调整、老工业区的搬迁、招商引资等方式,对资源实行空间重新组合,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重构的目标是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形成、培育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铁西老工业的搬迁和长春工业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配套产业的建设两个案例的分析,为东北老工业的产业区位重构提供实证指导。最后进一步思考了产业区位重构应该注意的问题。

招商引资竞争的有效性分析

本文利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分析了区域招商引资竞争的有效性,在竞争的状态下,除区域间收益差额超过潜在不利的情况外,潜在不利区域将很难利用优惠改变企业固有区位,竞争使得分配更加有利于企业而不利于参与招商引资竞争的区域,而且这种招商引资竞争是难以避免的。认清本区域既有优势和关键行业比单纯提供优惠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加重要。

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识别的基础理论与实证分析

针对当前国内外现有城市空间扩展研究因数据和方法的制约而相对缺乏合理性评价以及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推进的我国城市空间扩展引发了一系列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现实背景,试图基于逆向思维和问题诊断视角构建一座由非协调病理诊断通向协调发展道路的桥梁,从非协调性视角构建城市空间扩展合理性评价指标体系;内涵上具体表征为城市建设用地总量控制非协调性、城市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生态用地配比结构非协调性以及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配置非协调性3个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以2008年中国246个地级市为样本单元展开实证分析。期间从分区(经济区划)、分类(行政等级、道路交通、城市规模、城市属性、气候条件、地形条件等)的思维对其内在规律性进行了揭示、归纳与汇总。结果表明该识别体系较为合理,揭示结果与现实情况相吻合,可以作为认知城市空间扩展,缓解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人地矛盾冲突,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高效、合理利用和区际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以纺织业为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转移理论,选择全要素生产率为企业集聚力和分散力合力的替代变量,比较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与要素的空间配置速度,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是产业转移的动力和空间区位选择决策的依据。利用2001～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统计数据,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纺织业与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发现:从2001年开始纺织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内在动力逐年加强,但2001～2007年却出现了从中西部向东部的增量调整为主的逆向转移。进一步研究发现,2001～2007年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的决策损失是导致2007～2009年纺织业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过程中空间配置效率下降的原因。

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变化及产出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使用2000—2015年4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对劳动力空间配置的影响及产出效应。研究发现,户籍制度阻隔下农民工只能在城市“暂住”,这种“城市过客”特征使得农民工不必背负城市公共福利背后隐含的迁移成本,显著提升了其跨地区的流动性,客观上优化了中国劳动力的空间配置效率。反事实分析表明,与城市劳动力较低的跨地区流动性相比,农民工跨地区充分流动通过要素空间配置的优化对GDP的年均贡献达1.26%。2010年之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实现了城市定居,享受到部分城市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然而,社会保障的属地化管理提高了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的机会成本,城市就业的“锁定效应”引致2010—2015年农民工跨地区流动性的大幅下降,导致GDP损失0.50%。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引导农民工进城定居、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性大幅下降对要素配置效率的不利影响。本文为破除阻碍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体制机制、通过提升公共福利的可携带性减轻就业“锁定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如何释放中国经济的潜力

中国经济发展健康稳定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没有改变,长期稳中向好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所以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一定能够进一步释放出来,中国经济的巨轮一定能够驶向更加光明的彼岸。2018年,中国经济可以说是'稳中有变'。这个'变',变在哪儿?最大的变化就是外部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二季度以后,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了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