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突厥碑铭研究成就述论

中国学者在20世纪前半期对突厥碑铭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对碑铭汉文部分进行考释阶段和运用西方对碑铭的释读成果研究突厥史两个阶段。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一时期突厥碑铭研究发展轨迹的梳理,并运用文献分析、归纳等方法对各阶段研究成果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与概括,展现中国学者在突厥碑铭研究领域的成果,并通过其研究活动探讨突厥碑铭研究的阶段性特点。

试析古代突厥碑铭分词符省略现象

文章以《阙特勤碑》《暾欲谷碑》为例,对古代突厥碑铭中省略的分词符进行统计、归纳、分类,以期对碑铭的释读和词法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古代突厥碑铭文学的审美解读——以《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为例

从文学文本的审美分析角度对古代突厥碑铭文学进行了审美解读,从审美文化、人格形象塑造、情感表达方面对古代突厥碑铭文学的主题意蕴进行了讨论,同时对其散韵相间的语言特征、叙述的语体特征以及叙述视角、叙述时间等进行了分析,进一步肯定了古代突厥碑铭文学的审美属性。

古代突厥碑铭文中的数字“七”现象及其原型解析——以东突厥碑铭文为例

通过分析东突厥碑铭中存在的原型数字"七"的现象,认为"七"的重复使用,"七"的看似巧合,其实与古代突厥人建立在万物有灵基础上的宇宙观、天命观有联系。古代突厥碑铭文中对七的有意无意的强调与重视,其实体现的就是在突厥文化中遗留下来的远古意识,体现了突厥先民对天神的崇拜,对有限与无限、自由与自觉的理解,体现了他们对自然属性与规律的一定认识。

《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评介

本文介绍了著名突厥语文学家耿世民教授的新著《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的基本内容,归纳了这本书的主要特点。

关于古代突厥文碑铭文献中“tngri”崇拜的整理与研究

"tngri"崇拜在阿尔泰语系诸部落、民族的原始崇拜观念中普遍存在,是古代漠北游牧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以古代突厥汗国和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主要的七件碑铭文献为基础材料,运用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检索出古代突厥人和回鹘人关于"tngri"崇拜的信息,再以碑铭篆刻年代为依据,对其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进而探讨古代突厥人和回鹘人关于"tngri"信仰的发展规律。

古代突厥民族历史意识兴起原因探析

突厥民族的历史意识兴起于第二汗国建国时期。由于唐朝将突厥降附部众与其它不同民族安置于河曲地区,彼此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差异,促使突厥民族族群意识的形成与民族认同感的提升。阿史那骨咄禄起兵反唐时的重要谋臣阿史德元珍曾入侍于唐,深受汉文化影响,了解"历史"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因此在骨咄禄复国期间,利用突厥民族共同的祖源记忆以及东突厥覆亡于唐的历史教训,不仅强化了突厥人民的凝聚力量,同时亦促使突厥民族产生出强烈的历史意识。

黠戛斯汗国所属诸部考辨

汉文文献记载,8世纪初形成汗国的黠戛斯,仅有"木马三突厥"等属部,但总揽相关的其他文献表明,与黠戛斯汗国存在依附关系的民族远非如此。本文在全面梳理汉文史料的基础上,辅以古突厥文碑铭、波斯文献,试图对黠戛斯所属诸部略作厘清辨析。

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的lgl(lgil)

古代突厥语在8世纪记录外来词时存在词首的音与音相通现象,故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所记位于高句丽与唐朝之间的换写为lgl(lgil)的国家或民族之名称,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变体lgil。另,古代突厥语自8世纪起至10世纪以后的写本时代,经历词中的γ音、g音并入ng音这一发展阶段,故lgil的转写之一lgil存在写本时代变体为lngil的可能性。lngil与源自"新罗"的蒙古语Solonggos(朝鲜)密切相关。高句丽以及突厥以前统治蒙古高原的柔然应为"新罗"名称的传播媒介。高句丽对新罗的称呼"徐那忽"(si-na-hol)、"徐罗忽"(si-ra-hol)在突厥语中最终转变成了lgil(新罗)。

黠戛斯汗国政治制度浅析

黠戛斯是唐代北方游牧民族,活动于剑河流域(今叶尼塞河上游),是今天柯尔克孜族的先民。西汉时,黠戛斯就以坚昆之名见诸汉文史册。历经魏晋、至隋唐时期,黠戛斯不断与后突厥汗国、漠北回鹘较量并逐渐发展强大,最终建立了汗国。黠戛斯汗国政权设置不仅承继了北方民族官制传统;还深受中原王朝的影响,形成了相对多元的官制。

7至10世纪黠戛斯军事历史探究

地处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汉代就见诸汉文史册,具有悠久的历史。8世纪初形成汗国,9世纪中期,它击溃漠北回鹘汗国。不仅结束了突厥语族在蒙古高原的统治,也为蒙古语族各部的兴起与发展创造了契机,从而改变了蒙古高原与中亚的政治格局。

“草原丝绸之路”东段胡汉语碑刻考察简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组织"胡汉语碑刻考察团",于2018年在蒙古国境内进行了科研考察。考察对象主要是隋唐时期历史文化遗迹,包括暾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希内乌苏碑、毗伽啜莫贺达干碑、乌兰楚鲁特铭文、太哈尔石铭文、筒瓦鲁尼文铭文等。此次考察活动,为揭示历史上漠北草原和中原、新疆之间的密切联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古代突厥文碑铭所见Yir Bayïrqu考释

古代突厥文碑铭中记载了不少突厥政权与北方的拔野古部族征战的史事,而碑铭多次用yir bayïrqu来指称拔野古部族。对于bayïrqu之前的yir,历代学人有不同的解释,有的直接略而不释,有的将其释为"地方",还有的认为其是一种神圣性的称号。通过对突厥语语料以及汉文文献的梳理,可以从中发现该词与突厥汗国第二任可汗科罗可汗汗号之间的密切联系。通过对其汗号的考释,则可以对"yir"一词的词义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

试谈突厥始祖及族属研究中的史料运用

本文通过梳理20世纪中国学者对突厥先祖及族属研究成果,以史料运用为切入点,探讨各观点在史料运用方面的特点,并梳理出该问题在研究过程中由以正史为主到各类史料综合运用的发展过程。

登利可汗考

古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有两串相似的可汗名号,一是东面第1行和南面第13行的teηri teg teηri yaratmi? türk bilge kagan,一是北面第1行的teηri teg teηride bolmi? türk bilge kagan,他们分别对应的是汉文史料中的伊然可汗和登利可汗。唐代文献对伊然可汗的名号有两种不同的译法,一作"伊然",系yaratmi?的音译,一作"登利",系teηri的音译,译法不同而已。伊然可汗是毗伽可汗的继承者,于开元廿二年继位,廿八年卒,在位七年,伊然死后,其弟继位。继位者的可汗号与其兄相似,也含有teηri一词,译成汉文也是"登利可汗"。所以,突厥汗国实际上有两位登利可汗。开元廿二年唐廷派李佺册封的是第一位登利可汗(即伊然可汗),开元廿八年李质册封的是第二位登利可汗。

回鹘人印章文化研究

回鹘于唐代见诸史册,是我国新疆维吾尔族和甘肃裕固族的共同族源之一。回鹘人曾先后使用过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回鹘文等多种文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这为学者研究漠北回鹘、甘州回鹘、沙州回鹘、高昌回鹘及喀喇汗王朝历史文化提供了殷实的材料。我们可以利用现存回鹘文献,辅之以汉文史籍,对回鹘使用印章文化作一番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