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与控制偏离型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反思——以网钓Apple ID密码行为的定性为研究进路

在Apple手机盗窃犯罪中,犯罪行为具有复合性,是由窃取手机行为+网钓Apple ID密码行为组成。从事后溯及角度来看,窃取手机行为实现行为人对手机的现实占有,网钓Apple ID密码行为直接转移手机的控制为行为人所有。产生占有不控制、控制不占有,亦称之为占有与控制偏离型盗窃罪。若按照传统刑法中控制为核心的盗窃既遂标准,将不当延迟实行行为引发犯罪构成要件结果的时点,会极大地限缩盗窃罪的处罚范围。明确区分占有与控制的教义学限度,引入取得理论,以持有状态的转移为判断核心,行为人的窃取行为与脱离占有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时,即为盗窃既遂。

对“中国古代有无知识产权制度”争议的思考——《窃书为雅罪》读后

宋代印刷术发达之后出现了与版权制度类似的出版审查制度,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古代已经产生了知识产权制度。事实上,知识产权制度在任何古代国家都不能产生,知识产权制度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开始具备财产性因素时产生的,它是一个近代的范畴。在中国百年来知识产权被动立法的背景下,尽管知识产权被动调整的思路有其缘由,但是从长远角度看,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更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

清太祖朝“窃盗罪”探析

清太祖朝"窃盗罪"在法律方面规定:对真正"微贱者"主要采取肉体刑,并呈现逐渐严苛化趋势;对于非真正"微贱者"的官员主要采取财产刑。在实际施刑方面:因受到军功、身份地位,民族成分,政策规定,尤其是努尔哈赤个人情绪化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量刑时也经常发生逾越法律规定、变更其惩罚力度的情况,造成"窃盗"之法的公正性权威受到了严重侵蚀。这迫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通过关闭当铺、禁止放债和限制买卖活动等"经济法"的间接举措,来解决窃盗案件频发的社会问题。

关于我国反窃电立法的分析及建议

简要总结了我国反窃电的立法现状,着重分析了因立法不完善造成在反窃电实践中常遇到对窃电量的确定缺乏法律依据,以及企业单位窃电的法律适用两大难题。在借鉴国外反窃电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刑法中增设窃电罪、窃电量确定的对策建议,以及建议制定我国《反窃电法》。

知识产权制度是创造者获取经济独立的权利宪章

从哈佛大学安守廉教授的《窃书是雅罪》出发,分析和思考了中国知识产权界应当长期思考和认真研究的四大问题,提出了中国知识产权界学者应有的使命。

考试作弊行为的刑事责任——以“西安考研作弊案”为切入点的思考

就惩治考试作弊行为而言,应采用标本兼治的策略。对情节严重的考试作弊行为,刑法不应缺位,而应适时介入。"西安考研作弊案"是当前考试作弊行为的典型样本。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对涉案人员可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定罪处罚。面对社会中愈益严重、防不胜防的考试作弊行为,完善立法、增设新罪有其必要性,但也要注意非刑罚措施的运用。

盗窃还是诈骗? ——“调包”案件的犯罪认定问题

形形色色的调包案件,一般被害人并没有转移财产的占有也没有转移占有的意识,不宜认定被害人有处分行为,故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诈骗罪。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褚剑鸿所言:“苟欺罔他人,使其财物上之支配力一时弛缓,乘机攫取,在被害者即属无交付财物之决意,则非诈欺取财而为窃盗。如乞借包袱作枕,暗将石块调美元,固属诈欺手段,但借给钱包者,并非有交付财物之决意。换言之,即非为财产上处分之意思表示,当然不成立诈欺取财罪,而应以窃盗罪论。”

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

唐代刑事立法中的“赃罪”孙玉荣唐代刑法中的“赃罪”是现代刑法上抢劫、盗窃、贪污、贿赂犯罪的合称。我国古代历朝为维护其统治，十分注重对“赃罪”的惩治。唐代积前朝之经验，在刑事立法上对“赃罪”正式确立了“六赃”的概念。《唐律疏议·名例律·以赃入罪条疏》议...

刑法上的占有

刑法上,"占有"一词可能会在以下三种情形中出现:用以指称"事实上的控制管领状态"的"占有状态"、不同于静态的占有状态而更强调动态的对财物的支配和利用的"占有行为"以及作为"非法占有目的"中的"占有"。围绕"占有"一词,存在许多具体的理论问题,如占有状态之存在的具体判断,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究为本权还是占有本身,"非法占有目的"是否必要等问题。本文拟就上述与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

情感快速处方

1.我现在很伤心,快要痛死了,怎么才能不伤心。我也快伤心死了,快要痛死了,因为你已经是第1007个问我同一问题的人了,但是出于礼貌,我还是回答你。但凡人生当中出现丧失,我们就会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