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立国”到“工业立国”——浅析美国建国初期立国思想的争论、结果与影响

美国建国初期,围绕着美国独立后究竟应当按照何种经济方针治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杰斐逊的"农业立国"与汉密尔顿的"工业立国"思想分别站在农业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分别想把未来的美国建成农业共和国或工商业强国。1801年3月4日杰斐逊当选美国第三任总统似乎预示着"农业立国"思想的胜利,但之后的发展却出乎预料,由"农业立国"向"工业立国"的转变是包括总统在内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趋势。但是,对杰斐逊"农业立国"的主张应当正面看待,"农业立国"非但有其合理性,而且对美国大农场经济的出现、商品农业经济的兴盛、美国在二百年时间里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甚至美国国力的增强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试析薛福成教育立国思想的形成

薛福成教育立国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它是薛福成一生对西方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 。

陶行知教育立国思想与确立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思想

教育立国是陶行知先生的一贯主张.早在金陵大学时期,他就在其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系统阐明了教育与建设共和国家的关系:“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教育良,则伪领袖不期而消,真领袖不期而出。而多数之横暴,亦消于无形。况自由平等,恃民胞而立,恃正名而明。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陶行知认为,共和之要素有二:一曰教育;二曰生计。“然教育苟良,则人民生计必然渐臻满意。

新加坡“人才立国”思想探析

通过人才培养分流、奖学金、双语教育、终身教育方式精心育才;政策优惠,吸引外才;精英治国,人尽其才,这就是新加坡政府“人才立国”的思想特点。因此,我们应发展现代国民教育、在职教育、终身教育,实施全民培训工程;以人为本,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激励环境、工作生活环境和人文环境;以法为本,树立正确的用人思想,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合理使用人才,完善用人机制。

试论清末中国工商业立国经济思想的形成

清朝末年,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工商业立国的经济思想。该思想起源于地主阶级经世派主张改革现行经济结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识,在洋务派提倡"中体西用"、兴办工商企业的实践以及早期维新派宣扬商政观念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在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和清廷推行的新政中得以形成。

治体论能否克服政学失衡?——《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的“已发”与“未发”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话语失衡在现代中国是一个需要深入反思的智识困境。《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聚焦于中国政治传统中的治体论,并将其类型化为变革思想与立国思想两种思维模式。中国近世以来的政学互动揭示出,政治批判意识强烈的宋明理学与秉持保守宪制精神的经制事功学形成了极富辩证意味的张力结构,后者尤能维系经世传统的政治成熟心智。转入现代,西学移植下的变革思维成为主导,理学精神改头换面重获新生,深得治体论精义的立国思维隐没不彰,立国与变革的张力结构被倒置,变革宰制下的现代学术话语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疏离感和异化感如影随形。治体论与立国思想家的传统溯源,为我们了解现代困境提供了思想史的内生视野。这一努力也为历史政治学的展开提供了理论思维与方法启示,对于摆脱失衡困境或许是值得期待的契机。

苏轼兄弟的军事思想及边防策略

苏轼兄弟一生的吏事文章都有显著成就。在军事思想和边防策略上,他们也有一定建树。就军事思想而言,苏轼早年在立国、用兵、边防等问题上均有自己的主张,后来在他治军的实践中,体现了其一贯的军事思想;而苏辙早年涉及军事的言论甚少,但已经表现出与苏轼的不同。北宋从神宗到哲宗在边防战略上的明显变化,苏轼兄弟身为朝官自不能置身度外。在对待西羌、西夏的关系和策略上,虽然他们的言论多少不一,但都表现出对此的高度关注,也清楚显示出策略上的不同。

待解放的先知与被重构的传统——在现代脉络中辨识钱穆

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是钱穆在品评现代学人时提出的一个基本区分,意在强调历史人物的时代贡献需要放在更为长远的立国传统中加以衡定。受此启发,我们对于钱穆的理解,应该兼顾传统性与时代性两面。只有建立起钱穆思考与时代问题的有机联系,我们才能领会其思想的先知性启示。作为一个有典型立国思想家气质的现代新士,钱穆赋予了立国思维以现代意识,同时强调现代变革的归宿在于长久立国。其政治思考的核心关怀是,业已被历史传统印证的优良政治秩序("中国式家国天下"),在充满敌意的现代洗礼中如何赓续新命并得以扩展。透过与鲁迅、韦伯的比较,钱穆在现代思想和精神谱系中的意蕴和价值需要被重估,其学思与革命、战争、西学和现代化的关系是有待充分发掘的智识富矿。

再造家国:治体论与近世秩序的公共性和法度化

近世政治思想研究呈现出传统本位与现代导向两个基本进路,两造之间的对话、论辩在现代语境下仍处于开放进行中。政学相维下的政治社会中心建构,或曰以公共性和法度化为中心的秩序演进可谓近世以降的一大'根本性议程'。围绕君主威权与共治发展起来的治道公共性,如何在纪纲法度中得以落实,与公法产生何种对应,是治体思考下秩序演进的核心动力。治体论传统在近世达到成熟阶段,其间,变革思想家侧重治道原理重构的理想型取向与经制事功学侧重治法演进的保守立国取向,开拓出了近世以降立国思维一显一隐的双重源流。保守立国思维,较之潜在而激昂的三代理想立国,更为自觉地探讨国家宪制构建。二者共同构成近世儒学政理的大义格局,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里凝练促成了一个极具综合意味的、前所未有的立国思维突破。晚清以来朱一新、章太炎、宋育仁、钱穆等人对于《明夷待访录》的多维评价,形成了源自治体传统的'正黄'。这一思想史上的'正黄'历程,为我们省察共和源起所依赖的精神质素和智识资源,提供了颇具透视性的思维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