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向三代”与泰西“立国本末”——晚清“复古维新论”中的变革与立国

晚清“复古维新论”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意识,围绕西方和三代之关系建构出涵括中西古今演进的普遍历史叙事。王韬、郑观应和陈炽等对中国三代及世界史进行重塑,提出由“道器合一”到“道分为二”的古史演变框架,把中国和西方整合进一个整全的人类文明进程中,试图在中国文化的经制典章和西方社会政治现实之间建立内在义理的一致性。“复古维新论”对秦制的根本性否定体现了变革思维范式,同时对西方政教“本末源流”“立国之本”等的分析则体现了立国思维的思想范式,并从中探寻对中国文化之主体性与根本价值的重新理解和确定。

钱穆的“明夷待访录”

在现代西潮冲击下如何重续华夏文明的立国之道,是钱穆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学术志业之中的关怀。他围绕立国宪制的一系列学术和政论作品可视为现代儒者的"明夷待访录"。在《明夷待访录》的现代阐释中,钱穆既承继了梨洲的儒家理想精神,在宪制架构下高度评价学校论的现代价值,又对其激进趋向进行了保守化的平实处理,正视秦汉以来政治传统,由此透露出近世立国思维的现代活力。

国有与立:钱穆的历史政治思维析论

围绕现代立国,钱穆一生进行了多重层面的学术和思想探索。钱穆强调世人应客观认知自身所处的时运和环境,这需要认真对待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反省唯西方马首是瞻这一现代中国的病理根源。立国形势、立国规模、立国精神和立国理想,构成了钱穆历史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其立国思维的特质,在于对历史政治传统的同情理解和内在批判涵括了一个富含活力的张力结构。新与旧一体承续而非截然对立,变革应在立国前提下推动国族改进,由此接续以家言而为官学的儒家精义。钱穆依据孙中山政治思想为张本,对中国传统政制及其现代重构进行了长期思索。现代立国是极具综合性的一大事因缘,要以国族实情为本对于中西文明诸多要素调和折中,由此实现政治传统的守成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