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嫡庶之分与宗法制度形成--基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哲学反思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立子立嫡之制是周人对殷商“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天子在众多公子中选拔接班人,难免任意性、随机性,容易导致祸乱事变。周政的特点是让政治道德化,让道德政治化,使血亲社会化,使社会宗法化。血缘关系是生来如此而并非后天人力所为。把血缘关系上升到一种天定法则的高度予以确认,等于在为“亲亲”之制建构可靠根基。以嫡系长房、长孙为大宗,血缘正统可靠,是“百世不迁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系统、旁支所出为小宗,是先祖余泽播撒。“五世而迁之宗”要求小宗超过五世则剔出丧服范围。“大宗维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维城”则能够起到拱卫、守护作用。对别子小宗和别子大宗强调尊过去的祖,无疑是变相要求他们尊现在的王。依据亲亲尊尊法则所建构出的宗法社会,以一种向内挖掘亲和力而不是向外诉诸神力的形上方式,来实现一种具有儒家鲜明特色的王道普遍性。

晋武帝立嗣问题辨析

晋武帝明知惠帝“不慧”,还要立他为嗣。这是因为一旦废长立幼,武帝当年和司马攸争夺储位并最终获胜就缺乏正当性,而且也失去强迫司马攸离京之藩的理论依据。为了弥补太子智力上的不足,所以择选太子妃就成了泰始年间的一件大事。围绕选太子妃西晋朝廷展开了激烈的党争。晋惠帝所行之事,以及语言、思维都十分正常,并无异于常人的智障行为,更不是一个智力有严重缺陷的白痴。但让他当一国之君,治理庞大的帝国就完全不合格了。晋武帝之所以不废太子,还因为他对皇孙司马遹寄予厚望,认为他能成为一代明君。

商代王位继承之实质—立壮

商代的王位继承与往后各代大相异趣,颇受后人的青睐。史学界对此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聚讼不已。因此,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 探讨商代的王位继承,自然离不开《史记·殷本纪》、经殷墟卜辞核实,除个别地方有误外,它基本上是可信的。为了便于阐述,现把修正过的《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列表如下(见下页): 商代的王位继承相当复杂,既有兄终弟及,又有父死子继,还有叔侄相传。

梁中大通三年政局与宫体诗的成立

梁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逝世,萧纲继位为太子,引起了朝廷中多派势力的争斗,萧纲太子之位并不稳固。此时的政治形势不适合创作艳情诗歌。同时,萧统的死使朝野上下沉浸在一片悲哀中,从创作氛围来说,也不太适宜写作艳情诗。531年得名的宫体诗实质是一种新变文体,是对永明体的继承和发展。宫体诗就是用永明体的形式来写宫廷生活的诗歌。沈约死后,京师声律论消歇,而此时的永明体是由萧纲和他的幕僚带到京师的。宫体诗最初出现在文坛时,有对永明体的继承的积极意义。

伯邑考故事源流略考——兼論中國早期歷史叙事的生成

"立子立嫡"之制,是周代一項基本的政治原則。但是,在西周建國之前,却有古公亶父與周文王兩位君主均未遵循這一原則,而是公然舍長立幼。後世爲了解釋這兩起事件,逐漸産生出許多關於泰伯與伯邑考的傳説。與泰伯的情況不同,伯邑考的故事在衍生過程中逐漸沿着兩個全然相反的方向發展;伯邑考的形象,也由此擁有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讀。而了解這一故事生發衍變的源流本末,也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早期歷史叙事的生成機制。

春秋时期贵族妇女的参政与两性关系

春秋时期,贵族妇女依然在诸多方面对政治产生影响,干预继承制是贵族妇女对政治参与的一种特殊形式,存在根源为男性贵族的"以妾为妻"使宠妾策划"废嫡立庶"成为可能。此时期,贵族妇女对政治的参与,亦有了新的特点,即女性贵族在政治领域内的独立人格丧失,一般不直接干预政治,而是通过其与男性当权者的关系对政治产生影响。贵族妇女的参政使她们在家国中的地位得到提升,而对男性的权力与地位造成压制,甚至带来权力的分化与政令的分散。

顺治继统探微

清朝皇嗣制度建立以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因受到汉族“立嫡立长”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在诸大妃之子中予立储君。多尔衮、孝庄文皇后继承并维持了这一立嗣传统，拥贪王宫之子”福临为君。福临继统，并非是诸王“窥视神器”的一种“折衷方案”，而是由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皇嗣制度和福临继统前所处的肯定地位所决定的。皇位继承问题的及时和妥善解决，使满族贵族集团度过了政权危机．为入主中原创造了条件。

论乾隆秘密建储

秘密建储是清朝独具特色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肇始于康熙末年而确立于乾隆朝,并为此后各朝皇帝所遵行。这项制度对实现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加强皇权和巩固清朝统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怜的霸主——宋襄公

宋襄公,予姓,宋氏,名茲甫,宋桓公次子。他还有个哥哥叫目夷,是庶出(古代指妾所生),而茲甫是嫡出(古代指正妻所生),所以茲甫被立为太子。宋桓公病重时,太子茲甫提出由庶兄目夷继承君位,他认为哥哥年长,并且仁义。宋桓公便叫来目夷商议,不料目夷以废嫡立庶不合礼法、弟弟更仁徬等理由坚:央推辞。相比其他国家王子之间为了王位兵戎相见,宋国的这对兄弟简直太友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