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黄兴等与湖南立宪党人关系述论

湖南举义,革命派与立宪派在采用何种手段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随之,在掌权问题上又有了严重争执,谭延闿掌湘后,两派彼此调整策略,关系得到缓和,一度融洽,“二次革命”中,湖南革命党人发动独立,谭阳奉阴为,但直到失败,两派并未分裂。

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人吗?

一、从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谈起 蔡锷与梁启超的关系,是评价蔡锷时最引人注目的关系之一。有的同志正是从这个关系中引出了蔡锷是改良派、立宪党的结论来的。张振鹤在《民国人物传》第一卷《蔡锷》一文中说:“蔡锷在政治主张上,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他的表现又不完全象梁启超。他站在立宪党人一边的同时,又较敏锐地看到革命的潮流不可抗拒,力图与革命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他也常给予同情和赞助”。而周发增在《中国近代史知识·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则直接说“立宪党人蔡锷”,把蔡锷完全看成是立宪党人。

民前黄兴等与湖南立宪党人关系述论

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起,到1913年二次革命止,革命派与立宪派经历了一个“对立——联合——分裂”的过程,宏观全国,这一论断是对的,倘微观湖南似不尽然了。事实说明,从一开始,湖南两派就过从甚密,在随后的活动和斗争中,相互理解、支持,直至携手投入辛亥革命,从未出现过对立到联合的步骤。

清末湖北立宪党人的议政实践

20世纪的最初十年,是中国资产阶级真正独立地登上中国近代政治舞台并导演出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的年代。在这十年中,资产阶级的左右两翼分别领导着两种平行发展的政治运动,革命派以"民主共和"为旗帜,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组建革命团体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立宪派以"君主立宪"为主义,宣传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组织宪政社团,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宛如同台并演的两出戏。威武雄壮的辛亥革命终于导致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这一划时代的不朽伟绩早已彪炳史册,并且愈来愈显示出它不可替代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而与之异曲同工的立宪运动却只是最近十年来才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学者对它的认识和评价还未尽一致。

评清末的立宪派与立宪运动

当义和团运动被内外反动派镇压下去以后,慈禧太后心有余悸地从西安回到了北京。她为了重塑自己的形象,也为了取悦于帝国主义,于是一反常态,做出一种痛下决心,改革政治的姿态,在戊戌维新中被她一概否定的维新措施,又重新被她“开恩特赦”,并贯之于“新政”的美名。也就是在这禁锢稍开的氛围下,一度沉默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又重新跃跃欲试,掀起了一股“立宪救国”的狂飚。

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史上的立宪派总是一概骂倒,彻底否定的。甚至认为它是“反动派”,与清政府一样是革命对象。近两年,史学界对立宪派评价有某些变化,但仍存在分歧。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立宪派?立宪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穷竟有没有积极作用?本文拟就此谈一点看法。一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清末民初时期“立宪派”概念的形成与演变研究

近年以来,随着预备立宪研究的深入,清末民初的“立宪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有人认为,所谓“立宪派”,是历史学的归纳总结,是一种文化建构。这种观点有其一定的道理,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区域史、社会史的引入,我们确实对“立宪派”概念进行了一定的重构。然而“立宪派”一词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立宪派”一词源于清末的“立宪党”。将“立宪党”一词纳入研究维度,不难发现“立宪派”是清末时期客观存在的政治实体,其概念的形成存在着历史基础,并非完全是历史建构。除此之外,清末民初时期“立宪派”一词如何取代“立宪党”,成为指代这一群体的概念名词,也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

民初政党概述(五)

一、成立与特点共和建设讨论会,1912年2月由孙洪伊、汤化龙等人在上海发起。孙洪伊,字伯兰,天津人,清末立宪政团宪友会发起者与组织者。武昌起义后,他南下上海,以观后变。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清末立宪派头面人物,宪友会重要成员。武昌起义后,他出任湖北都督府政事部长,后因革命党人排挤,于汉阳失陷后随黄兴到上海。1912年1月,为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副长,不久即“以不愿食鸡肋”而辞职。2月12日,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孙、汤等认为:“今后之民党,果挟有大党以盾其后,政府将俯就之不暇”,遂联络上海的一批立宪党人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集合同志,讨论民国建设诸问题,以为组织政党之备”。经过两个多月的广泛联络,签名入会者已达三百人。计划刊行的会报也筹备就绪。4月13日,在上海老靶子路扆虹园召开成立大会,一致通过刘崇佑提出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会章及各省交通处规则、经费出纳规则各草案,并公推汤化龙为主任干事,谢远涵。

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离合关系试探

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有合有离,甚至离中有合,合中有离,其关系扑朔迷离,令人疑惑难解,酿致歧论纷呈,褒贬不一。本文旨在粗略地勾勒出湖北立宪派与革命党之间的离合轨迹,冀图对恰当评骘湖北立宪派的功罪有所裨益。

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熊希龄的国家结构观

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熊希龄曾入主内阁,在地方制度上提出采行单一制国家结构、实行中央集权的施政纲领,对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17年至1926年,他改变立场,极力主张联邦制,20 年代还汲汲于实际活动。熊希龄思想的变化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刻的根源,典型地反映了立宪党人的政治见解和政治性格。

张钟端民主革命思想述略

张钟端,字毓厚,又名鸿飞,河南许昌人。1905年赴日留学,不久加入同盟会。1907年12月,同盟会河南支部在东京创办《河南》杂志,推张钟端任总经理。他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先后在《河南》杂志发表了《平民的国家》、《对于要求开国会者之感喟》、《劝告亟行地方自治理由书》、《土耳其立宪说》、《中东思想变迁及其融合》和《蝶梦园诗话》等文,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清廷腐朽卖国的愤懑;对立宪党人卑污言行的蔑视;对国民以自振自立精神奋起革命的热望。 1911年夏,张钟端毕业于东京中央大学法律系,返国后初至湖北,往来于汉、宁、沪之间,从事革命活动。武昌首义,各省响应,独河南寂然无闻,作为河南籍的革命党人,不免内疚。

试论辛亥革命时期的黎元洪

七十年前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漫漫夜空,它宣告了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必然复灭的命运。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曾经镇压过革命、在这次起义前还杀过革命者的清朝将领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以“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么促成黎元洪登上历史舞台的主客观条件是什么?黎元洪在武昌起义时的实际作用又是什么?黎元洪的阶级属性发生了什么变化?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辛亥革命重要文献—《秋夜草疏图卷》

辛亥革命的成功,诞生了中华民国。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在江苏省会的苏州,发生了巡抚程德全、立宪党首领张謇向清廷挑战性的上疏,要求皇上“解除亲贵内阁”、“下诏罪己”、“提前宣布宪法”。奏疏实质上已超越了君臣之间的规范,也可当作江苏响应革命率先独立的先声。因此,这份奏疏应视作辛亥革命的重要文献,而它的疏稿真迹还具有文物和艺术上的价值。《秋夜草疏图卷》由草疏执笔者之一杨廷栋(字翼之)(1878—1950年)集成。杨老苏州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法政专门学校,参加第一个留学生团体“励忠会”,与会员雷奋等创办《译书汇编》,鼓吹革命。杨返国后为“预备立宪公会”骨干,成为张謇、程德全的左右手,因而参与草疏。杨老保存奏疏原稿。

李劼人小说的艺术手法

一部作品的寿命,除了它的思想内容深刻和健康外,还要看它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为什么有的作品问世时锣鼓敲得价天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退色呢?而有的作品,即使过百年之后读之,尤如陈年老酒,亦复醇醇有味呢?为什么有的赶浪头、追时髦的作品,题材不谓不重大,思想性不谓不强,而读之乏味呢?艺术高低、优劣使然。李劼人的作品。

1923—1952年埃及的宪政试验

1922年2月28日,在华夫脱党领导的埃及民族独立浪潮冲击下,占领埃及多年的英国被迫宣布给予埃及有条件的独立。①1923年4月19日,埃及颁布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

如何认识孙中山“让位”问题

辛亥革命,以孙中山将大总统让与袁世凯而告夭折。这是中国当时各种势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立宪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相互斗争,以及革命派内部相互斗争的结果。一中国社会,到辛亥革命时,已经完全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一切事变,无不具有极大的左右力量。

南北和谈中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赋闲三年的政治强人袁世凯受命出山,全权处理武昌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国性危机。袁世凯在此后的一百多天里殚精竭虑,谋划良多,也几次出现南北和解的机会,然而到了最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在全国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关门大吉。

袁世凯窃国原因之补议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南方诸省紧跟着独立,清政府的统一土崩瓦解、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成立……一切都顺乎天应乎时,形势发展既快又好。然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却功败垂成,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得。既然革命军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孙中山为什么还要辞职?袁世凯又为什么能窃得辛亥革命果实?对于这个问题,上教版的新课本概括为四条,即:一、帝国主义的干涉;二、钻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封建势力向革命施压力;三、革命党内部如章炳麟、黄兴等也主张向袁世凯妥协;四、袁世凯的政治欺骗和军事压力。这四条原因中。

辛亥 摇晃的中国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革命的偶然与孤独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