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时刻:国际法发展的困境与契机

21世纪逆全球化情况的累加和堆叠使得国际法面临数个领域和层次的危机,国际社会已经初步具备面临新一轮立宪时刻的资格。回顾以往国际法立宪时刻的历史经验,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需要进一步厘清20世纪20年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现实,中国作为备受关注的发展中大国,需要提升对于国际法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并且在深入调查研究国际关系结构和问题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形成标准、明晰路径,为规划和建构国际法的新框架、新体系而努力;同时也需在法律技术上精研微行,争取个案主动性。

从制宪权寻找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共同纲领抑或五四宪法

当下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发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立宪时刻”的呼吁,从制宪权透视对新中国“立宪时刻”的痴迷与寻找,其重要意义是探寻中国宪法暗含的价值决断和生存的正当性根基。回溯西耶斯、施米特、芦部信喜、陈端洪的制宪权理论发现,回避或误读有限的人民同一性的客观性与规范性难题,是认定1949年共同纲领制定行为是新中国立宪时刻的主要原因。把有限的人民同一性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进行类型化的实质逻辑推理和可分解的权利束定义时,作为新中国立宪时刻的1954年立宪活动就具有充分而必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根基。

从制宪权角度透视新中国宪法的发展

主权与宪法的关系是宪法学中的固有难题,其背后隐藏的是政治一元论和多元论之间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制宪活动深刻反映了一种政治决定论的革命逻辑,并在"八二宪法"之后凸显出这种政治逻辑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多元主义之间的冲突。在此背景下,保持以宪法为基础的法律系统的自主性是现代国家的宿命,"国家的生存"并不能成为"违宪"的根据,而恰恰应以宪法的生存为前提,因为在现代语境下,"民主"已成为国家的正当性基础,而只有宪法才能凸显出民主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