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缺陷与完善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是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解决行政诉讼“立案难”、维护当事人诉权的重要举措。但截至目前,我国在立案登记制的制度设计上还存在立案审查标准不一、司法权的行政化色彩比较浓厚、滥用诉权行为时有发生等缺陷。为了更好地实施立案登记制,有权机关应当从明确立案条件的审查标准、司法权的去行政化、构建滥诉惩戒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立案登记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推动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

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档案开放滥诉的认定及其治理研究--基于187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随着立案登记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群众的诉权得到了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档案开放滥诉现象也愈发突出。实践中部分申请人因档案部门档案开放工作无法满足于自身需要,遂出于泄愤、报复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反复起诉档案部门,从而造成档案开放领域的滥诉现象突出。对此,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中的187份司法案例为样本,对档案开放滥诉现象进行界定,继而深究档案开放申请人滥用诉讼权利的原因,最后从立法、司法、执法、普法层面探索档案开放滥诉的治理机制。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优化路径研究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是破解“立案难”的重要举措,也是司法改革的重点之一。由于《行政诉讼法》整体法条设计未体现立案登记制的本质与内核,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加以实质审查的现象依然存在,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存在审查程序明晰不够、起诉条件界定不清、保障措施有待完善等问题与不足。通过对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质意涵和构建模式的考察,提出了细化立案登记制审查程序、限定行政诉讼起诉条件范围和健全立案登记制保障机制等优化路径。

立案登记制背景下诉权滥用规制研究

2015年5月1日,为解决“立案难”问题,我国正式决定由立案审查制改为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立案难问题,有效地保障了当事人的诉权。但同时,立案门槛的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诉权滥用问题。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等现象频发,不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而且挤占了司法资源、扰乱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信,只有从统一诉权滥用行为的认定标准、赋予诉权滥用受害人以求偿权、构建诉权滥用行为的惩戒机制及探索建立诉权滥用行为人信息登记平台等方面入手,才能有效解决诉权滥用问题,更好地实现立案登记制的法治价值和制度意义。

论我国民事诉讼立案登记的积极要件——兼评《民事诉讼法》第119条

以往学界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要求的立案登记积极要件"门槛高",然而,在现行立案登记制模式下,这种解读已不适宜。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上的立案积极要件是可以解释的,也是可以适用的。司法现实中的"立案难"问题并不能归咎于立法。未来我国民事诉讼法对立案登记积极要件修订时,立法者应考虑到尽早过滤无法律利益的诉、兼顾诉讼解纷的固有界限、秉持宽容的立案受理理念的外部因素。由此留下的解纷真空,则可通过讼外解纷机制的构建和完善来填补。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

论我国刑事预审制度的重构——以立案登记制的改革为视角

立案登记制改革后,大量刑事案件涌入法院,已经使得部分基层法院措不及防。如何对立案受理后的刑事公诉案件进行程序审查,以及对刑民交织的自诉案件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分流已是刻不容缓。文章认为,立案登记制的改革并非专属于民事诉讼;其对重构我国现有的刑事预审制度亦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以立案登记制改革为契机,在借鉴西方国家刑事预审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设想,以期对重构我国的刑事预审制度有所参考。

立案登记制的本质及其建构

立案登记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诉权,有利于发挥司法的应有功能。任何一个案件的形成,均须符合法律所规定的程序要件及实体要件,因而,立案必须审查。立案登记制并非摒弃法院的审查,而是将审查置于程序之中,变先前的"先审查、后立案"为"先立案、后审查",给予当事人以足够的程序保障。建构立案登记制,尚需在立案机构、诉状格式、案后审查等方面作出进一步规定。

中国民事立案登记之困境及破解方案研究

民事立案登记的确立与实施是中国逐步走向司法文明的重要举措。然而由于司法传统、司法体制、司法理念以及法治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中国民事立案登记在制度上、运行上、理论上均面临诸多困难。立案登记制是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民事立案登记困境的破解应当密切结合司法改革的步伐,从司法体制的全局出发来把握,从"中国问题"和"中国语境"的实际切入,合理借鉴具有亲缘性的大陆法系经验,探索整体性破解方案。

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有效实施的几个基本问题

立案难是长期困扰行政诉讼的"三难"之最。为了解决这一顽疾,新《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立案登记制。作为新《行政诉讼法》"第一创新点"的立案登记制,使行政诉讼立案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将发挥出巨大的积极效用。要使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有效实施,必须消除三个误解,处理好六对关系,构建完整的制度。

立案登记制对“先行调解”的重要影响分析

2015年新民诉法解释确立的立案登记制对先行调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先行调解在性质上成为立案之后的调解,在功能上发挥着过滤纠纷、缓解讼压、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作用。基于此,应当改革诉讼实务中先行调解的运行模式,承认委托调解模式的正当性,构建新型"立案调解"模式。在先行调解主体的选择上,应充分利用大调解格局下形成的多种调解资源,并考虑与当下法官员额制改革相结合。同时,有必要通过修改相应的立法表述,采取"正面原则规定+反面明确排除"的形式,合理确定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

立案登记制:理论反思与完善路径

立案登记制实施以来,实现了对当事人诉权的更好保障,但由于相关理论储备不足也引发了滥用诉权等问题。对我国现有的起诉条件进行系统梳理,明确诉的合法性要件非常必要;另外,考虑到诉的实体审理和程序审理在理论上的两分性,对于诉之利益、法院主管等部分诉讼要件由立案庭进行审查可以提前筛除那些不具备诉讼要件的诉讼,抑制滥诉行为,达到节约司法资源,维护司法权威的目的。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环境诉讼的影响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将现行的立案审查制改革为立案登记制。立案审查制下法院要对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再决定是否受理。立案登记制下法院不再对起诉进行实质审查,而是仅对起诉的形式要件进行一般性核对后即可立案。立案登记制有助于解决环境案件"立案难"问题,对行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将产生积极影响。改为立案登记制后,环境案件数量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对此人民法院和环保部门应当早作部署。立案登记制对环境案件当事人可能带来起诉不足的风险,应避免盲目起诉。人民法院要积极推进环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等配套改革。

得形忘意: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之省思

通说认为,2014年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确立了立案登记制,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立案登记制的精义在于实质性地简化立案环节的审查事项,即法院在立案环节仅对起诉是否满足立案要件进行核对,不深入对诉讼要件的实质审查。由于《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设置的各项起诉条件中依然包含了诉讼要件,而第五十一条又规定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法院才能立案,所以该法所规定的依然是立案审查制。立法者在颇为仓促的立法过程中,仅采纳了立案登记制中的出具书面凭证这一形式要素,而没有吸纳实质性地简化立案环节的审查这一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核,可谓得其形而忘其意。现行规定虽有助于克服由法官的"不立不裁"枉法行为所造成的立案难问题,但无助于消解立法层面的立案难问题。要确立形神兼备的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应修改《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剥离其中的诉讼要件,但在宏观的司法环境未发生根本改变的背景下,此种改革应当审慎而行。

民事强制执行案件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

由于强制执行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事案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宜实行立案登记制度。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不宜延长至强制执行阶段;强制执行的案件特点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强制执行案件不存在适用立案登记制度的必要性;强制执行案件的规范要求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强制执行人员整体现状与改革走向不宜适用立案登记制度;执行依据不明确的现状限制立案登记制度的适用。

立案登记制度探讨

中国民事诉讼在立案环节采用的是立案审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人提出以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立案审查制度。本文通过对立案登记制度的优劣进行评析,并联系中国国情分析立案登记制度的可行性,对中国的立案登记制度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立案登记制改革:成效、问题及对策——基于对三地法院调研的思考

着眼于如何从有限的调查样本推导出一般性结论这个方法论难题的解决,指出民事与行政收案的大幅度增加还不是实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最大成果。这项改革更为根本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受理阶段就开始从实质内容上限制当事人诉权的种种"理由"或"土政策"失去正当性,从而基本上解消了导致"告状难"的大多数"关卡"。将推行立案登记制所面临的课题区分为内在于这项改革自身的矛盾或结构性难点和技术层面的若干问题,并探讨了可能的对策。

立案登记制下民事初次送达程序研究——基于一审普通程序初次送达诉讼结构的分析

作为"审理前的准备"程序中的一个法定步骤,我国民事初次送达程序正受到来自立案程序改革以及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双重冲击。"民事初次送达程序前置"的程序样式开始在各地法院改革中初见端倪。现行法框架下的起诉与受理制度由于缺乏初次送达程序的支撑仍旧保持着法院职权干预型诉讼体制的内核,体现的是原告与法院之间双边的审判法律关系。现行的民事初次送达程序在构造两造之间对抗性程序、筛选和分流案件等核心功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在内容上前后矛盾,不仅使得起诉条件中"被告的条件"的认定标准变动不居,也使得民事初次送达程序与起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呈现出易变性的特质。我国民事初次送达程序在两造之间诉讼风险分配上体现的是"以原告为本位"的立法体例,有违程序正义的基本理念。

立案登记制下的民事诉权滥用问题研究

立案登记制的确立,在赋予当事人以较低的立案门槛使其争议得到实体审理机会的同时,也带来诉权滥用愈发严重的后果。对此,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对妨害正当行使诉权的恶意行为予以事后惩罚。但是,鉴于诉权滥用行为在立案登记阶段的特殊性,如何在争议纠纷尚未进入实体审理之前,细化和落实对诉权滥用行为的具体规制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立案登记制改革对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影响及司法应对

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的民事救济制度在我国历经了30年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建立了以证监会行政处罚和刑事判决作为前置程序的民事救济体系。但是面对本轮司法改革中的立案登记制,该民事救济制度在实践中遇到了前置程序和诉讼模式选择的困境。在立案登记制下,法院对虚假陈述民事纠纷的立案应当取消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法院刑事判决书作为立案前置程序的规定;虚假陈述证券侵权纠纷的诉讼模式应选择诉讼代表人和共同诉讼模式,但必须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造;法院应进一步完善法院系统内部考核机制,增加对共同诉讼或代表人诉讼的特殊考核标准;法院应当设立独立证券投资审判庭,实现三审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