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诉讼中的立法事实审查——以美国法为例

在美国法上,区别于判决事实的立法事实是宪法诉讼中独特而重要的审查对象。立法事实审查是合宪性推定的主要方面,在原理上以司法的作用和界限、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为基础,在技术上对证据规则、举证责任以及利益衡量等方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其概念以及审查方法的争论在实践和理论上都持续已久,直指事实与价值这一基本问题。本文的考察正是试图在原理和技术两方面为我国未来违宪审查制度中面对立法事实审查问题提供基础准备。

论地方自主性立法中的立法事实查明与论证

根据权威机构的法律释义可知,自主性立法是一种对不涉及需要由中央统一立法的事项进行立法的地方性法规类型。由此出发,自主性立法中的立法事实的查明和论证可分为两类,即对于与“不需要由中央统一立法的事务”和“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三大事项相关的“制度事实”的查明和论证以及对于与“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和“不具有地方特色的事务”相关的“自然-社会事实”的查明和论证。其中,对于“制度事实”的查明和论证要求地方立法机关高度关注中央文件、正式立法、法律询问答复、立法草案、立法规划等官方资料,对于“自然-社会事实”的查明和论证要求地方立法机关在充分理解自主性立法中的“地方特色”基础上,对于自然事实、民间规范类事实和意见反馈类事实进行有效搜集、鉴别和认定。在立法精细化和科学立法的意义上,自主性立法质量的有效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在立法的全过程中实现对于立法事实信息的持续获取和不断更新,充分吸收和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技术优势来减少搜集、分析事实信息方面的工作成本,并不断激发和挖掘现有立法参与形式的运行潜力。

立法事实论:为刑事立法科学化探索未来

刑事立法中的假想式立法以激情立法与案例立法为典型,其与刑事立法科学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为保持基本的刑法理性,避免假想式立法,实现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刑事立法应植入立法事实的基因,提倡并发展立法事实论。立法事实是通过实证分析、价值判断、政策选择等过程而得以确认的,具有法益保护的真实性、必要性与价值性的规范性事实,有别于纯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客观性事实。立法事实论有助于克服法益论的局限,立法事实可以为法益的确定提供客观的判断根据。刑事立法应重视立法中的实证分析;坚持只创设调整性规则,拒斥构成性规则;凡不具有法益保护的真实性、必要性、价值性的情况,都不具有立法事实根据,刑法不应将相关行为犯罪化。

论适当性原则——引入立法事实的类型化审查强度理论

适当性原则是比例原则审查"目的手段关系"的第一阶段,要求手段必须有助于目的实现。面对"假想式因果关系"和主观性解释立场的质疑,立法事实论的引入有重要意义。适当性原则的立法事实论证呈现多元的审查强度,并且,个案中影响立法事实审查强度选择的具体参数有学理类型化的可能性。需要从推导方向、论证侧重、判断基准"时点"等方面,进一步规范适当性原则类型化审查强度的司法操作。

合宪性审查中的立法事实认定

作为代议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及地方性法规虽然有民意的支撑,但此类立法的合宪性取决于其是否有相关的社会经济方面的事实基础。因而,对立法事实加以认定,便成为了针对立法实施合宪性审查的重要环节。立法事实包括与立法目的有关的事实、与立法的手段和目的之关联性相关的事实,以及作为法益衡量之前提的事实。在由司法机关针对立法的合宪性实施审查的国家,法院在认定立法事实时通常采取自制的立场。我国虽未采取由法院实施合宪性审查的体制,但考虑到审查的程序、立法机关予以回应的时限,以及审查的目的,作为审查主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亦应在认定立法事实方面保持一定程度的自制。针对立法实施合宪性审查时的自制技术包括将审查基准与不确定性原则相结合,以及程序性审查优先。

论立法过程中的事实论证

科学立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一切立法的开展都应建立在客观现实、客观需求和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不论是立法目的的确定还是立法手段的选择,都应当有所依据。在立法理论的视野中,此类依据被称作立法事实。一切法律实践都有赖于充分的论证,立法事实的发现也不例外。在立法过程中,需要通过论证加以确认的立法事实包括两种,其一是社会事实,其二是制度事实。为了确保立法事实论证的严密和充分,有关立法事实的论证不仅应当在立法机构内部展开,也需要在立法机构外部进行。

事实诠释方法的立法运用及其规则设置

事实诠释方法的立法运用,为立法提供了客观依据,也避免立法者陷入假想式立法的困境。从立法实践来看,我国立法者将事实区分为制度事实、社会事实和拟制事实,并采用事实诠释方法实现了三种事实的规范性转化。为了增进事实诠释方法的科学运用,我国应当建立事实诠释方法的立法运用规则,将规范可能性作为立法事实诠释的方法论基础,重视规范价值性在立法事实诠释方法运用中的法益保护功能,通过社会实证材料与事实诠释方法的结合式运用,推动立法的科学化。

受贿犯罪事实性立法反思

在事实性立法思维指导下出台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不符合受贿罪保护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受侵害的规范目的,带来实然受贿犯罪立法逻辑体系难以解释的尴尬。摆脱尴尬的关键在于立法过程中实现规范与事实之间良性平衡,行为标准说不符合事实与规范二元平衡思维,以事实与规范二元平衡思维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应将其分为几种情形加以处理。

“社会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科学立法的事实证明——基于立法立项的分析

立法事实的证明是科学立法的内在要求,是立法科学性的重要证成路径。在立法立项中存在立法理由说明活动。就性质而言,立法事实证明是立法理由说明不可或缺的内容;就功能而言,立法事实证明是立法理由说明之充分性的核心指标。立法事实关涉立法目的,立法事实的证明是厘定立法问题意识的关键所在,有利于精准汇聚社会共识;立法事实关涉立法论证,立法事实的证明是体现立项论证充分性的关键所在,能够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依据;立法事实关涉立法效率,立法事实的证明是提升代表议案或者立法建议项目通过率的关键所在,能够增强治理主体的参与落实度。立法事实的证明包括证明对象和实现机制。立法事实证明的实现机制由证明主体、基本组织制度和证明机制构成;立法事实本身及其三个维度是立法事实证明对象,包括立法事实的相关性及其程度、立法事实的普遍性和重大性、不良的价值评价;举证、质证、认证活动是立法事实证明机制。

立法具体化是宪法实施的方式吗

立法对宪法的具体化首先是基于宪法中的立法委托而产生,也就是说,在缺乏立法委托的地方,宪法本身是可以被直接实施的。其次,不能把立法具体化理解为立法对宪法进行解释,否则可能混淆了具体化与解释的区别,同时也消解了立法与宪法之间的位阶关系。不同于解释,具体化本身带有创造性的内容。相比法适用过程中,一般的法规范之所以在具体的个案中得以落实,就在于加入了个案事实的考量,而法制定过程中,下位法之所以能够对上位法进行具体化,也在于加入了立法事实的考量。因此,立法具体化应当着眼于宪法规定在不同立法事实中如何被贯彻,而不是用立法去规定本来应当由宪法规定的内容。立法机关在对宪法进行具体化时应当全面准确地考察立法事实,如此才能尽到宪法中的立法委托的义务,也才能使立法具体化成为宪法实施的方式。

统一与分化:平台用工职业伤害保险制度之体系构建

对以平台用工为主要类型的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予以保障的迫切性,构成建制的事实基础。过往实践及理论主要采行“独立论”,目前正在逐步推行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仍未明确其与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界分,存在“碎片化”倾向。在社会保障立法中,行政机关具有广泛的裁量权,但基于科学立法的要求,其规范选择必须具备充分的立法事实。基于社科法学的视角,碎片化的制度体系不利于建立更为公平、可持续的工伤保险制度,不利于对新业态劳动者的公平保护。宜坚持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制度的社会保险属性,根据新就业形态职业活动及职业伤害的特点将法律规则具体化,构建起统一、包容与开放的平台用工及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险制度体系。

民法典编纂应当承认和肯定优秀民事习惯

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主要为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制定法,而习惯法也为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民法典是最重要的基本法律,我国法律对民事习惯给予了一定的认可。不过,总体而言,我国法律、法规对民事习惯缺乏明确的一般规定和系统性、体系性的安排,没有将"习惯"规定为一般法源;现有法律规定缺乏明确的法源规范,不能涵盖全部民事行为,需要在民法典编纂时予以解决。

美国司法认知对象研究

引言司法认知规则是英美法系特有的概念,也是《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之一,但是反观我国国内学者对美国司法认知规则的研究,一方面介绍的知识很肤浅,另一方面有很多误解在里面,特别是对美国司法认知对象(或者说范围)有很多误解,最常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立法性事实研究

行政立法既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可采性问题。行政立法性事实不同于裁决性事实和立法意见,假象事实和仿真陈述经常对行政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干扰。行政立法性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和逻辑推理关系;行政立法的民主方式决定了立法性事实的收集和认定方式,并影响着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行政立法性事实的审查应当包括立法性事实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立法性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因果关系的合理性、立法性事实收集和认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立法性事实的审查强度等方面。

法益衡量中的事实还原运用--刑法解释的视角

法益衡量在刑法解释中具有确保法律合法化的重要价值,法益衡量对个罪保护法益的甄别、权衡与比较,必须借助事实还原来完成。事实还原立足于对刑法规范赖以建构的立法事实是否在客观上具有真实性、在规范上具有价值性或在法秩序上具有必要性的判断,以为法益衡量提供判断标准。刑法解释立足于法益衡量把法律代入充满个性的案件事实中,以之来检视抽象的法律对具象的事实之适应程度,并发现法律面对案件事实时的适用或者不适用。事实还原不仅是法益衡量之客观论证的媒介,而且是法益衡量方法选择的基础,同时还是法益衡量限度确定的标准。如欲作出既合法又合理的解释结论,则需要解释者认真对待法益衡量中的事实还原,以判断法律规范赖以存在的保护法益是否存在、是否有价值、以刑法保护是否具有必要,从而把不具有保护法益的真实性、价值性或必要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

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兼论与社科法学的沟通

在立法领域,存在社会科学与法教义学特别是宪法教义学合作的空间。传统的法教义学主要是指向司法的。立法被看作前法律的政治过程,法教义学对立法活动最多只发挥辅助功能。现代成文宪法的出现,使得立法者同样成为规则的遵守者。在"法制定"与"法适用"的区分被相对化的法理论下,宪法教义学对于立法可以发挥"边界控制"与"内容形成"的功能。但宪法仍然为立法者保留了广阔的裁量空间,在立法事实的确认上,经验研究可以助成立法的科学性。但是,从以描述性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的规定性到法律评价意义上的规范性的关键性跃迁,仍然要基于法学的立场和方法才能完成。

裁判说理中的立法资料:语词、内涵及基本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肯定了立法材料的实践价值,然而学界对立法材料本身了解较少。与其他相关表述相比,"立法资料"能够更加准确、妥帖地指称这类材料。就本质属性而言,立法资料是形成于立法过程中的,区别于实定法律的,由特定机构或者个体整理的,通常承载立法意图的材料。这决定着立法资料同立法解释、立法事实等事物存在一定区别。立足于我国语境,立法资料的基本类型主要包括:立法提案及其说明,审议阶段形成的审议意见、报告,修法草案及其审议意见、报告,立法解释草案及其审议意见、报告等。深入认识立法资料的语词、属性和基本类型,有效助推着立法资料在裁判说理实践中的应用。

法律违宪的类型区分与合宪性解释的功能分配

违宪有着不同的类型,可区分为法律的字面违宪和适用违宪。前者是指法律在普遍的情形下与宪法相冲突,后者是指法律在适用于个案时不能达到合宪的结果。违宪的这种类型区分对我国宪法而言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法律的适用违宪,由法院进行合宪性解释是较为适宜的补救方法,但它却不适于法律的字面违宪,这也是法院操作合宪性解释的一个理论界限;法律的字面违宪因牵涉面较广,即便可以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处理,但也不宜由法院来操作,而宜交由合宪性审查机关处理。

我国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兼论美国行政法规司法审查对我国的启示

一、借鉴美国行政法规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现行监督制度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力度弱"抽象行政行为大量存在,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的基础和依据,目前抽象行政行为所生成的规范性文件质量不高,影响依法行政水准。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主要是人大的监督备案审查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现有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不能发挥有效作用,而公民。

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

在法律实务特别是司法实践中,社会科学的引入不只用来处理疑难案件,而是可以贯穿于整个司法裁判过程之中。社会科学的核心是解释因果关系,法律人在裁判过程中进行社会科学判断,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司法裁判过程可以简约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阶段。在裁判过程中,法律人需要法律逻辑推理,也需要社会科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