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立法关系视角下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之完善

央地立法关系尤其是中央与地方立法权的配置与运行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也是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立法必须考虑的基本范畴。在“单一集权模式”的立法体制下,央地之间形成了“分工型”立法关系,分别对不同重要程度、性质、影响范围等的事务进行立法。区域分工与协作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由此区域的划定、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的制定以及跨界区域和区域性事务治理等构成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事项。这决定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立法体系的完善应重点发挥中央立法的统领与监督作用,同时允许和支持地方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立法。具体来说,中央层面主要通过制定“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法”、领域专门法和区域特别法等,规范区域规划、区域政策和区域协调机制及保障国家战略区域、国家级区域功能性平台的发展,地方层面通过协同立法为区域性事务提供统一性规则。

法国中央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调整

世界各国的教育立法,根据其订立机构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教育立法和地方教育立法两大层次。其中,在以集权教育管理体制为主的国家里,国家层次的教育立法占据着明显重要的位置,而在以分权教育管理体制为主的国家里,地方层次的教育立法又有着明显的优势。二战以来,为了更好地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世界各国通过国家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调整,使集权制与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开展国家与地方教育立法关系的研究,不仅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两大层次的教育立法机构不同立法地位形成与变迁的过程,同时,通过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挖掘,也可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世界各国教育管理体制中集权制与分权制相互融合的一些内在趋势。本次笔谈选取了五个国家作为研究的样本,其中,中国、法国、日本作为集权制教育管理体制的代表,美国和澳大利亚作为教育分权制国家的代表;同时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问题,5篇文章有的是从宏观上对立法关系进行概括,还有的是从微观层面结合具体立法探讨此种关系。当然,从所选择样本的广度和对问题研究的深度来说,本次笔谈还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愿本次笔谈能够为包括中国教育立法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行政与立法关系视角下的马英九执政困境分析

与陈水扁执政时期的"分立政府"不同,2008年以来国民党因掌握行政权并在"立法院"席次过半形成"一致政府",为马英九创造了相对有利的执政条件。然而,台湾政治极化加剧,制度上的"双重民主合法性"问题,周期性选举以及岛内社会对公权力信任度下降,干扰到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有效运作并影响马英九当局施政,产生与"一致政府"传统假设不同的结果。本文认为,从行政与立法关系视角分析马英九执政困境,以及其背后的制度、权力和社会因素,有助于深化对当前和今后台湾政党政治的理解。

行政—立法关系视角下的地方人大监督研究——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为例

在构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背景下,建立合理、平衡的行政—立法关系就必须增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真正实现对权力的控制,这就需要从制度设计和运行的层面推进人大监督程序和机制建设。

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人大立法过程的视角

基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门户网站,通过收集第十三、十四届北京市人大在立法过程各个阶段的实证数据,分析了北京市人大和政府在立法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作用,从而探究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发现,北京市人大在现实运行中尚未实现其主导功能,具体表现为:"官员"代表和兼职代表比例高、"行政部门化"趋向、程序性手段效用缺失、立法解释权虚置。但是,与此同时实证数据也显示北京市近两届人大正通过调整代表结构、提前介入、强化实质性审议等手段提升立法自主性,推动人大制度与时俱进。

论经济特区立法权限及其立法关系

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人民政府 ,现有三种立法权限 ,即制定经济特区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本文研究这三种立法权限的区别 。

电信市场发展与竞争立法关系:国外的经验及启示

规制电信市场的法律制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电信立法;另一部分是电信管理机构的管制政策。通常立法具有相对较高的稳定性,而管制政策则应具有较好灵活性。由于电信市场随时处在变化之中,电信立法不可能制定得很具体,而只能是原则性的,往往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留给电信管理机构,这就要求电信管理机构能够针对电信市场的变化随时制定相应的有效的电信管制政策。电信业由一个自然垄断行业逐步走向竞争,整个过程都是在政府的监管政策主导之下进行的。可以说,没有政府的监管,就没有今天的电信竞争。西方国家在实施市场管制的过程中,始终贯彻了逐步放松管制以及最小管制的思想,使管制所带来的效率损失降低到最小。各国在引进电信竞争时,基本上是通过将电信市场进行业务分割和企业分割的方式来创造竞争环境,随着电信竞争全球化的到来,各国又重新放弃这种分割市场的做法,允许各电信经营者全方位参与竞争。虽然电信竞争在电信的其他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益,但本地电信的竞争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制度创新或许是将本地电信的非效率降到最低的有效途径,而不是单纯地引进竞争。

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党的政策与立法关系探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当代新形势下,我们全党的认识也是不能有片刻的停滞的,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也是日益复杂,要深刻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能力正经历着更严格的考验。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的政策的制定更关乎着我们执政党的建设和执政道路的前进方向。因此,对研究党的政策和立法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党的长期执政是有重要意义的。

行政-立法关系研究的兴起与主题

虽然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一经典,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研究领域的出现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事。本文基于丰富的文献,描述并探讨国外(主要是西方)行政-立法关系研究的兴起与主题,论及行政-立法关系的内涵、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不同政体背景下的行政-立法关系、行政-立法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国外学者对中国行政-立法关系的研究等内容。作者认为,当前在我国加强对行政-立法关系研究,建立中国本土化的行政-立法关系理论框架与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实践上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与时俱进,在学术上有助于拓展或丰富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主题与内容。

刑事法治与刑法立法关系思辨

法治目标的确立与制度建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之一。刑事法治是现代法治的根本标志。现代法治视野中的刑法立法,作为一种价值选择活动,在本质上是国家与国民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妥协"的过程,体现出立法者对各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关系的权衡。中国正致力于刑事法治的建构,立法者唯深刻认识刑法立法关系的客观存在,遵循一定的关系摄取原则,着力于科学协调刑法立法中的诸多关系与矛盾,方能实现刑法立法科学的目标。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40条建议》进展与国际洗钱刑事定罪立法关系考证

一、引言面对日益发展的国际和国内洗钱犯罪形势,从国内立法、司法和监管两个领域来看,客观上存在着如何以科学和完善的刑治和监管结构来加以应对和处置的问题,但是,一个完善和科学的刑治和监管体系,包括刑法体系、制度、组织架构、决策与实践体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国际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以下简称:FATF)最新版《40条建议》看,相对于今天的国际反洗钱形势,以及各国对自身的反洗钱监管效率进行评估而言。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变迁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力关系是国家法律体系建构中无法回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从我国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的演变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地方权力大小各异,但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地方立法权是逐步扩大的;在中央立法权缩减的同时,地方立法权总体上呈扩张趋势,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对国家结构形式与分权关系认识的加强、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和差异性国情下的市场经济。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我们应在法制统一的原则下,适当扩大地方立法权;实现立法权的均衡下放;力求权力配置上法制化和科学化,运用立法监督制度规范中央地方立法权力关系。

对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思考

对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的思考李亚虹一、背景中央和地方立法关系的变化，是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在此背景之下，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及权力结构一部分的立法机构，其行为模式也开始改变，开始注意市场及社会经济本身的规律，配合...

离婚亲子关系立法趋势之研究

从家族本位到子女本位、从家长权力到父母责任、从家长决定子女的命运到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发端于20世纪下半叶的亲子关系立法改革席卷全球,并带动了离婚亲子关系的立法变革,成为本世纪离婚亲子关系立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尽管我国离婚亲子关系立法已经考虑到了子女利益,并以保护子女权益为己任,但这种保护仍是以家长和社会利益为视角的,没有充分考虑子女的权利和愿望,没有将他们真正作为权利主体。以"子女本位"审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仍然可以发现不少"父母本位"立法思想的痕迹。转变立法观念、完善离婚亲子关系立法势在必行。

浅议古代蒙古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

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一直是蒙古族古代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成吉思汗《大札撒》到《卫拉特法典》,蒙古族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一直受到重视,并随着蒙古社会的发展不断完善和改进。同时,作为同期社会关系的缩影,蒙古族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立法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蒙古社会发展变迁的轨迹。

行政主导制下澳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

首先从权力制约思想方面探讨行政立法关系的理论起源,梳理行政主导制的历史渊源和根本特征,并分析澳门行政立法关系的现状,认为行政主导体制下澳门行政立法关系呈现配合好、监督不足的现状。接着分析行政立法的互动过程,探究澳门立法会监督效果不佳的原因。最后提出改善立法会结构、建立具有约束力监督程序、加快建立现代行政治理体系的建议,以构建立法与行政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

制度配套与体制运作:对台湾地区行政与立法关系的一项分析

台湾地区通过数次“修宪”,确立混合“双首长制”的政治体制,其与选举制度、政党体系等的制度配套引导了行政与立法关系的互动,这种“政务优越”倾向的“双首长制”在分立政府会容易形成行政与立法、朝野政党之间立法冲突,即便是在一致政府的型态下,若朝野政党的政策分歧强度提高,在野党会通过党团协商与议事抗争策略,削弱一致政府下执政党在立法机构的议程设定优势,使立法多数决原则移向共识决原则,进而使既有体制的行政-立法的运作难度提升。

二战后英国劳资关系立法分析

劳资关系立法是政府协调劳资利益最直接的途径。战后英国劳资关系立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945— 1 979年战后共识政治时期 ;1 979— 1 997年“撒切尔改革”时期 ;1 997年至今布莱尔政府时期。本文分别概括了三个时期的劳资关系立法 ,并分析了二战后英国劳资关系立法的实质。

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之关系

香港特区政制体现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主导制受到挑战,行政与立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主要原因有立法会认为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认受性不足、政党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不同关系形成张力、行政会议协调作用未发挥与执政联盟缺失等。通过循序渐进推进行政长官普选的顺利进行、在"一国"前提下引导和规范香港的政党发展、增强行政会议沟通作用与扩大管治联盟等措施,可以缓和香港特区行政与立法之间关系的紧张,促进香港社会以及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