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立法的启示与借鉴

文章重点分析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关于预防优先、打击行赌、国际合作、机制治理等理念对我国反腐立法的重大启示与借鉴作用,并建议积极修改和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认为这既是我国必须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也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迫切要求。

我国网络反腐现状及其立法规制

网络反腐是信息时代反腐的新渠道,其以低成本、高效率之优势在反腐败工作中大显神威。但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事实:一方面,由于网民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反腐的不确定性、网络暴力甚至侵权行为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来自被监督者通过技术、行政、立法等手段对民间网络反腐的穷追猛堵,网络反腐面临重重困境。而目前,我国关于网络反腐的法律规制并不完善,难以解决网络反腐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加强网络反腐立法,规范网络反腐行为,使网络反腐得以有序发展是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信托法视野下我国反腐立法问题研究

本文从反腐现状入手,分析腐败的原因,并引入信托机制加以研究。在参考借鉴韩国股票保密信托、美国盲目信托和台湾地区强制信托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反腐信托制度进行初步构建,并从信托思想入手,对我国反腐立法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一些国家加强反腐立法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反腐立法上加大功夫,严惩贪污贿赂犯罪,以最大限度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加强建立反贪污贿赂法律体系,是一些国家加强反腐立法的一大特点。许多国家都以宪法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开展形式多样的、内容广泛的反贪污贿赂立法,逐步形成了反贪污贿赂的法律体系。在宪法中把反贪污贿赂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明确规定下来的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伊朗、越南、奥地利、芬兰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宪法都规定国家坚决同贪污贿赂行为做斗争。《菲律宾共和国宪法》第2章"国家原则和国家政策"第27条规定:"国家应当使一切公职人员保持正直廉洁。

论当前我国反腐败与政治稳定的二维关系

反腐败与政治稳定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双重目标,维护政治稳定一直是重要任务。目前,腐败问题滋生,腐败问题对政治稳定的危害巨大。正确处理好反腐败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需要充分结合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不断努力探析当前反腐败与政治稳定之间的二维关系。只有准确把握好、处理好反腐败与政治稳定二维关系,才能有效确保反腐败取得成功,才能够真正保障当代中国的政治稳定。

反腐法治化的价值与实现路径——兼论反腐法治化体制下的高校纪检监察工作

反腐从"制度反腐"向法治化反腐的历史进程,展现了党和国家在反腐与廉政制度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法治化反腐为反腐倡廉机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反腐法治化不仅是顺应社会经济发展及反腐斗争新形势的现实需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时代要求。法治反腐要求全面构建国家反腐组织体系,法治反腐亟须反腐法律规范体系的建立健全和以反腐公正司法为核心的程序完善。传统的高校党风廉政建设法治化程度尚存不足,规章制度的规范化程度有所欠缺,监督机制尚不够规范,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须法治化路径切入高校党风廉政建设。

反腐策略论

文章从反腐立法 ,公职人员管理机制 ,反腐机构的设置以及反腐的社会环境四个方面来阐明作者对腐败的防治问题的思索 :立法方面 ,要加强反腐立法 ,制定专门的系统的反腐败法和监督程序法。管理方面 ,要严格公职人员的录用、考核、奖惩制度 ,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干部队伍。机构设置方面 ,要设置专门的反腐机构 ,健全反腐败的社会监督网络。此外 ,还应强化舆论监督 。

从香港廉政公署展望内地反腐法制建设

香港的廉洁指数受到世界广泛赞誉,廉政公署作为核心,以调查、防贪及教育三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贪污,受到世界正面评价。内地如何借鉴香港反腐经验以建立有效反腐法制体系,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值得认真思考。

关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思考

我国当前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不健全、不配套、不均衡、不具体,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反腐败监督机构庞杂、分散、乏力,“龙多不治水”。为增强反腐的惩罚力度,应完善反腐立法;建立统一的反腐机构,追求司法独立,以保障法律实施。

腐败预防立法体系的理性建构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腐败预防立法体系能够有效控制权力。理性的腐败预防立法体系建构应当考虑腐败的衍生规律与治理效能,厘清腐败预防立法体系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障碍,明确公共权力在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确保公权力行使的廉洁性,有效预防腐败。

企业境外经营反腐合规浅议

当前国际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对的合规问题日益突出,少数西方国家频繁以企业腐败违规为由采取单边制裁、监管和司法措施,反腐合规日渐成为国家间博弈的工具。本文以企业境外反腐合规的意义探讨为出发点,将当前国际反腐主要立法现状作为研究背景,分析其中暂缓起诉协议制度对企业合规的引导意义,对我国企业法治化反腐进程提供有益参考。此外,紧密结合当前企业合规业务,提炼出境外企业应当注意的腐败风险点,并提出建议,以帮助境外企业制定完善的反腐合规制度,旨在为我国反腐合规的法治化进程提供有益探索。

腐败治理模式与中国反腐立法选择

现代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与腐败的基本模式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根源于政治支配经济的腐败成为现代腐败的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腐败消极治理与积极治理两种基本模式。积极治理主义作为世界腐败犯罪治理的新理念,是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重要导向,为完善腐败犯罪的责任原理与立法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方向与新内容。从消极治理主义转向积极治理主义,加强反腐立法的预防能力建设,是突破腐败犯罪立法功能瓶颈的关键,也是当下中国反腐立法创新的重点。

略论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中不断地滋生繁衍,影响面越来越宽,对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急害十分严重。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请托禁止法》与韩国反腐立法新动向

被称为韩国最严厉反腐败法律的《关于禁止不正当请托及收受财物等的法律》(所谓《金英兰法》)经过重重波折后,终于确定于今年9月28日起施行。本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该部法律的立法背景与进程以及主要内容,并就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了评析,以期读者们能对该部法律形成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同时,从中韩两国同为"人情社会"的事实出发,希望该部法律能对我国反腐败立法的完善提供借鉴。

惩治腐败: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范式

现代化与腐败相悖而行,腐败是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能滋长的毒瘤。反腐利剑出鞘是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回应,中国的反腐亮剑让世界瞩目。营造反腐的高压态势才能使反腐的有效制度得以出台,才能赋予反腐制度的生命力。反腐国家立法要着力于权力失范的预防、权力运行的公开、权力运行的监督"三位一体"的建设。

国际海外反腐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我国对外投资量不断增加,中资企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会陆续遇到知识产权、海外反腐等各类法律问题。如部分项目因涉嫌贿赂,被当地司法部门调查而被暂停。本文在分析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相关国际立法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海外反腐立法的建议。

2018年国家立法路线图

刚刚落幕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的庆贺之年,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升级的开局之年,也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履新之年。这一年,国家立法机关在多个维度高歌猛进、砥砺前行,为法治立法,为改革立法,为权利立法。此起彼伏的立法、修法行动,在国家立法史册上写下了不负时代使命的精彩篇章。

转型国家的腐败治理与司法公信力建设——2014年首届中匈国际论坛观点综述

转型时期国家治理政策选择与清廉社会构建,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14年4月12日至13日,来自中国、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的7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南京,出席由南京审计学院与匈牙利佩奇大学联合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协办的首届中匈国际论坛.在为期一天半的紧凑议程中,与会专家围绕"法治社会、国家治理与政府审计"的论坛议题,就转型国家的法治建设、腐败治理与司法公信力建设展开了广泛的交流与深入的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