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立法司法实践看毛泽东人权思想

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立法司法实践,体现了毛泽东人权思想的丰富内容。毛泽东人权思想既包含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等集体人权,又包含民主政治、人身、财产、劳动就业、婚姻自主权及获得国家赔偿、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权和迁徙自由权等个体人权。这些内容,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司法鉴定立法涉及的重大问题研究

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为司法鉴定领域内唯一的专门法律性文件,其颁布与实施初步实现了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但随着目前法治的进步及司法鉴定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亟需法律予以规制,司法鉴定立法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司法鉴定立法不仅面临着《决定》制定中遗留的老问题,亦交织着《决定》施行后衍生的新问题。需要在已有制度运行基础上,对司法鉴定立法涉及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来予以探讨,以期能够逐渐形成具有系统性、前瞻性和相对成熟性的立法共识。

司法鉴定立法的多维视角及其性质界定

司法鉴定不仅涉及诉讼活动,还涉猎行政执法、监察、仲裁、调解等众多其他领域的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需要司法鉴定提供鉴定证据,还需要与鉴定法构建法法衔接机制。司法鉴定立法应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相关法律关系的视角,体现公共法律服务的职能,从多维视角来满足各种通过解决纠纷和争端活动发现真实的诉求,以综合法性质面向,突出其蕴涵的组织法、管理法和协调法的属性,保障司法鉴定立法安排在程序正当的基础上能够提供科学的鉴定证据,发挥其发现真实的科学证据作用和维护当事人正当权利的专家辅助功能。

《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的功能重释与司法适用

《公司法(二审稿)》对《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进行了增订与完善,该款的法理本质、司法适用与功能发挥等问题亟待厘清。宏观上,立法目的条款塑造了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品格,为公司法修订提供价值指引;微观上,立法目的条款对于公司法案件裁判亦具有指导功能。《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特有现象,在规范层面,《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弘扬和经济增长,促进公司、股东、债权人、企业家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层面,针对形式援引和场景单一的问题,应当引导《公司法》立法目的条款的有限司法适用,采取适当利益衡量方式进行法律解释和漏洞填补。我国《公司法》修改应当围绕立法目的之要求,为公司创新发展创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司法检视与反思——基于组织考试作弊罪158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积极刑法立法观指导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增设便是典型体现。综合评价积极刑法立法观不仅要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论证,更需要结合司法实务进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过度犯罪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既遂标准前置化、考试范围扩大化、两法边界模糊化和量刑情节混乱化。因此,积极刑法立法观无法弥合立法上犯罪化与司法上犯罪化之间的裂隙,也无法与法益理论形成自洽。由此,应在司法中寻找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完善出路,明晰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恶劣”的入罪标准、量刑原则和确定既遂标准。

司法鉴定立法比较之法理研判——以新《刑事诉讼法》与新《民事诉讼法》为视角

2012年修改并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已于今年1月1日实施。两大新诉讼法对证据制度,包括证据种类、证明标准等内容进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对于司法实践中证据地位凸显的鉴定意见,两大诉讼法也做了调整,包括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专家辅助人制度、鉴定人保护、鉴定人选任等。但因两大诉讼法性质不同,新刑诉法和新民诉法对相关内容做了不同规定,对于其是否符合立法统一性、是否具有合理性、是否与其诉讼性质相一致,有必要从法学理论角度层面予以释明与检视。

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立法功能——从司法解释的角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呈现出了准立法属性。这种司法立法现象发挥着弥补成文法缺陷、发展续造法律等独特的功能,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是由于与传统宪政分权理论相悖、缺乏民主合法性等原因,它又受到人们的质疑。事实上,只要采用适当的措施和机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完全可以趋利避害,在有效发挥司法立法的独特功能的同时,缓解乃至消除司法立法在正当性上的瑕疵。

立法与司法的互动:以650份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刑事判决书的定量分析为例

以2014-2016年判决生效的650份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判决书为样本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出台后,随着网络向纵深发展,静态的刑法文本并不能涵盖复杂的犯罪样态,存在处罚漏洞。司法机关在罪行法定原则约束下谋求处罚必要性与文字核心含义距离之间的平衡,通过解释法律弥补处罚漏洞的作法有"造法"之嫌。为扫清司法障碍并回应刑事司法实践的需求,《刑法修正案(九)》第十七条予以修正,扩大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范围,提高量刑幅度,严密了刑事法网。从以上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立法-司法"是一组互动关系,二者处于法律完善的因果关系链条之中。

司法鉴定立法献言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是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成果。《决定》实施五年来，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司法鉴定行业“客观公正”的社会形象已逐步树立，并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决定》主要侧重于理顺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并不是对司法鉴定的全方位立法，

司法与立法的分工与合作——行政诉讼法和其司法解释的关系探讨

中国行政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侵犯了立法权。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法院制定抽象性规则也是国际社会的通例。用德国法学家拉伦茨的"漏洞"理论考察,最高人民法院的抽象性的司法解释是对行政诉讼法的不可缺少的"解释","漏洞"的填补,以及"具体化";它没有侵犯立法权,也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而不应该由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然而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许多不足仍然是司法机关所无能为力的,而需要立法机关承担起"创造法秩序"的责任。研究行政诉讼法和其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就是为了弄清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于促进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各自所负的职责。

判决—规范:地方性立法的司法输入——以京津冀区域性立法为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于2010年如期形成,就地方性立法而言,应以经济纠纷事实为导向,细化实施性立法;以经济秩序重构为指向,加快回应性立法。以地方区域法治为方向,发挥自主性立法;通过习惯风俗入判、司法判决固化习俗、区域司法合作等三项原则,严格立法权限代理制度、建立法律冲突裁决制度、完善规范清理制度体系,建构司法型立法体制机制,从而实现立法"后体系时代"地方法治建设进程中公共契约精神的解放。充分适用中央立法授权,建立司法型立法模式,授权判决型规则产出,从立法供给侧改革,全面落实"科学立法"的内在要求。

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立法

司法立法是英美法系国家一种普遍存在的实践,其以对立法的补充作用和在实践中应用灵活的特点,已经突破了英美法系的范围,在世界范围内有了长足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这种实践有何独特之处,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以及其存在有哪些局限等问题已进入法学者的研究视野。理清这些理论问题,既有利于合理发挥司法立法的作用,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又可以避免其超出一定限度,造成司法权力的滥用和对立法权的侵害。

民事立法与司法应体现效率优先原则──由一宗借贷合同中担保责任的认定引发的思考

民事立法与司法应体现效率优先原则由一宗借贷合同中担保责任的认定引发的思考□唐斌在合同约定不明或合同没有写明保证责任类型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担保人的担保责任？１９８５年颁布的《民法通则》、１９９４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有关保证的...

司法鉴定的立法现状与完善

我国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应当在中国总体法律框架下，按照我国的文化传统结合现代法治理念，以公正和效率为目标，建立起科学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我国的司法鉴定立法活动是在结合诉讼法律制度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司法鉴定法律规范，最后成为统一完备的司法鉴定专门法。

关于司法立法问题的比较研究

从本质上讲,司法立法与立法机关立法、授权立法一样,均属于立法权行使的一种方式,但由于其立法主体和立法方式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故司法立法在诸多方面有别于立法机关立法和授权立法,这表现在它的产生原因、发展及现实的具体运作等方面。

以立法巩固和深化司法鉴定改革成果

司法鉴定立法须找准司法鉴定行业发展的“难点、痛点”,并通过分析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寻找问题的突破口。推进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进程面临瓶颈,一定程度上制约统一司法鉴定管理的边界、权责、手段和效果,立法滞后是其中主要的制约性因素。促进和推进司法鉴定统一立法要抓住“统一”这个关键词,制定统一规范司法鉴定事业和行业发展、契合统一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决策逻辑的专门性法律。在统一立法中要先厘清界定、科学分配司法鉴定管理职权,特别是解决好司法鉴定“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三大问题。可考虑统一按照鉴定对象的属性来划分鉴定大类,整合划分法医类、物证类、会计评估类三大鉴定类型,授权司法行政部门适时动态调整并发布司法鉴定执业分类目录及项目。

对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思考

随着司法解释在审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其所谓“立法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本文通过对司法解释的概念及其权力来源,立法权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的阐述,为司法解释“立法化”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在对具体情况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司法解释中的具体条款的分析,进而明确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具体表现,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对司法解释“立法化”问题的思考

司法解释在我国的法律生活中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立法化倾向也表现得愈益显著。何谓司法解释“立法化”,这个现象产生与存在的现实可能性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对它进行认识和评价,学界对此讨论热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必要从积极方面简要阐述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在当前我国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帮助人们正视这一现象。

妨害税收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初探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职能,依照税法规定和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是贯彻国家经济政策,调节生产、消费、收入和分配的重要经济杠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显而易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生产的发展,纳税户也有了大幅度增长。但也有些单位或个人为了自己私利,不顾国家利益,进行偷税、抗税违法犯罪活动。因此,了解和掌握偷税、抗税活动的新特点,排除思想障碍,严格执行对偷税,抗税犯罪的法律规定,是加强同各种偷税,抗税犯罪活动作斗争的三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保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