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的文本考察、问题分析与因应路径

运用法治化手段加强新疆国家认同教育是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选择。当前,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存在体系化不足、部分条款可操作性弱以及实施效果考察机制缺位等问题,需从出台新疆国家认同教育专项立法、细化隐性立法规范、全面构建实施效果考察机制三方面着手,以推动新疆国家认同教育立法的发展完善,进而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与推动作用,着力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

国际人道法下武装无人机的国家审查立法研究

近年来,武装无人机投入战场的数量急剧增长,特别是在当下的俄乌冲突中也有大量使用。其技术复杂功能多样,并在不断的发展中结合人工智能,甚至已经趋近于完全智能化,与传统武器有所区别。为了保障武装冲突过程中平民、战斗员和其他特定人员的人道主义待遇,有必要对武装无人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满足“区分原则”“比例性原则”和“预防措施原则”等国际人道法要求。归咎于国际人道法缺乏具体审查标准,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新武器、作战手段和方法法律审查指南》并无法律效力,合法性审查制度并未取得很好的执行效果,各国在法律位阶、主体和对象范围、原则的适用、程序和审查效力等方面的实践并不统一。为此,立足我国国情,在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形成以《国防法》和《武器装备质量管理条例》互为支撑和补充的规则体系,并通过规定技术标准和审查人员组成规则构建完善的审查制度。

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析了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并提出了新要求。对照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当前的反腐败国家立法存在诸多不足。新形势下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总体路径为:将“重惩治而轻预防”的立法理念升级为“惩治与预防并重”,转“分散型”立法模式为“集中型”,加强与党内法规的协同,扭转“厉而不严”的腐败犯罪惩治模式,重视规定的有效性问题。重点领域的路径为:增强对反腐败治理重点问题的应对能力,提升推动国际合作的速度和能力,加强廉政教育引导制度构建。由此,助力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论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从独立到超越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不可能完全垄断国际商事规则的制定工作。国际商事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种与国家立法不尽相同的行为逻辑模式自发地生成商人法规则。这些规则从本质上是相对独立于主权国家立法的。但商人法规则具备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必须借助国家和国家立法对其进行完善与支持。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会对此需求大力合作。最终,商人法与国家和国家立法形成了一种彼此支撑的稳定三角结构,共同形成国际商事规则体系,并使各自的作用得到加强。

我国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立法评价

本文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与流域相关的国家立法进行梳理,指出我国已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旨在促进、实现和保障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立法,但是必须通过适时和合理的修订才能够支持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修订时需要注意:加强对地下水环境的重视程度;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需要的同时,制订相应的标准和法律责任;综合考虑流域生态系统内的水、土、气、生物多样性、人文因素等;明确多个参与部门的职责及法律责任;注意法律之间及其与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持;流域相关机构之间加强合作;行政的、市场的和社会的调整机制的综合运用;对流域与区域的统一管理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持,强化现有流域管理机构的职能;明确公众参与的具体办法;加强预警和应急制度的建设;明确对生态移民的保护;增加责任的可诉性规定等。

借鉴域外经验 推进国家志愿服务立法

随着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蓬勃发展,已有部分省市出台了志愿服务地方性法规。为规范和推进志愿服务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国家立法。本文试从学习借鉴域外立法经验的角度,对国家志愿服务立法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及重点难点等进行初步的探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

中国自贸区国家立法问题研究

《总体方案》作为自贸区建设指导性规范文件不可掩盖其法律位阶定性不清的事实,其成为自贸区国家层面法规依然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和法理支撑,我国自贸区国家立法至今依然缺失。应当及时出台《中国自贸区法》作为法律代替各地自贸区《总体方案》,充分发挥国家立法引领规划、统筹协调自贸区建设的功能和作用,以为我国自贸区战略顺利发展提供最为专业有效、稳定可靠的顶层法治保障。同时,借助国家立法合理限定各自贸区所在地权力机构与政府的立法权限和管理职能,最大限度避免自贸区地方性政策相互攀比和立法竞争等不利情形的发生,进一步增强自贸区设立、运行、变更、撤销制度透明度,防止自贸区立法权限过度分散,有效维护我国现行法律体制整体健康稳定。基于美国对外贸易区与我国自贸区同属FTZ,在性质与功能上具有相似性,同样遵循FTZ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性,通过与美国对外贸易区成熟的国家立法经验比较分析,探究我国自贸区国家立法依旧存在的现实问题与不足;并结合本国国情,持续完善现行自贸区法律制度,以为将来制定出台《中国自贸区法》奠定更为有利的理论基础和规范渊源。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优化的面向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主要通过《宪法》《立法法》予以体现和完成,涵盖国家立法权的行使主体、权限、权能、程序、授权和监督等内容,直接影响着立法体制机制的健全和立法质量的提高。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至少仍然面临着失衡、失调、失信和失控四重困境。走出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的四重困境,需要有针对性地关注确权、分权、授权和控权四个具体优化面向,做到科学确权、合理分权、规范授权和有效控权。

我国扶贫开发国家立法具体化研究

通过立法方式推进扶贫工作已经在全国许多省份实行,但是地方扶贫立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伴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亟须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明确扶贫开发工作的对象及其权利、扶贫标准、扶贫工作的实施主体、扶贫资金组织管理体制和法律责任等,实现国家层面扶贫立法的具体化。与此同时,还可以借鉴国外扶贫的相关立法,提高扶贫开发的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使上述问题得到逐步解决。

论我国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立法和国家立法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一方面,国家立法对地方立法起着指导和依据作用,地方立法总体上从属于国家立法,执行着国家立法;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国家立法。正确认识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有利于中国法制体系的整体发展,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有利于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研究

当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进入"被害人时代"时,我国的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现实社会中,被害人国家赔偿法立法是十分必要与迫切的。应该说,国家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守夜人",理应肩负起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责任与义务。被害人国家赔偿立法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法治,维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实现人权保障,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的重要体现。

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研究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依法反腐"成为必由之路,提出依法反腐首先要加快反腐败国家立法。关于推进中国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模式,宜采用多数专家学者主张的集中立法模式,即针对腐败进行专门立法。在此前提下,制定统一的反腐败法典应尽快纳入立法规划,做好顶层设计。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立法先行"与"立改废释"并举,做好制定反腐败法典的顶层设计,同时应抓紧制定单行反腐败国家立法。此外,修改完善散见于其他部门法的反腐败法律规定,以充分发挥其他部门法的作用。

外层空间环境保护的国家立法研究

人类的空间活动已经对外层空间环境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为履行有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国家义务,确保本国空间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本国空间资产的安全,许多国家都在其国内立法中规定了空间活动(主要是发射活动)的许可制度,其中大多包含保护外层空间环境方面的要求,并将其作为获取许可证的一个必要条件或实施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从目前情况看,各国有关外空环境保护的立法大多属于原则性规定,尚需制定具体的技术标准、规范或指南来促进其实施。

关于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设计思路

就性质而言,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是国家救助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定位于由公、检、法等部门代表国家对被害人予以经济救助。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应遵循的原则有:及时补偿原则、赔偿为主与补偿为辅原则、重点补偿原则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立法的具体内容包括:补偿对象、补偿条件、补偿数额、补偿程序、补偿金的来源与管理等。

履行国家图书馆职能,为国家立法与决策服务——国家图书馆为中央国家机关立法与决策服务八年回顾

回顾国家图书馆自1998年以来为中央国家机关立法与决策提供文献信息咨询服务的发展历程。分析并阐述国家图书馆在为中央国家机关立法与决策服务工作中,在服务对象、信息需求、服务策略、服务方式、服务形式、合作关系、工作量及管理方式等八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特点。图1。

反恐新事态下国家立法的路径分析

如今,世界各国的反恐实践都面对着同样的反恐困境:即如何制定出一套既能保障人权,又能为反恐活动的有效展开提供必要空间的法律,而美国的"关塔那摩之困"即是这一困境的典型表现。为解决这一困境,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反恐立法模式。当代主要的反恐立法路径有两条:传统路径遵循刑法基本理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恐立法多起源于此;新兴的路径则是以战争法为基础,以色列于2002年颁布的《非法战斗人员法》即是新兴反恐立法的典型代表。这一立法的颁布旨在解决以色列反恐困境中的两个棘手问题:一是恐怖分子的认定问题,二是对恐怖分子采取的预防性措施。该法增强了以色列反恐的预防性措施,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恐怖分子的人权,从而使得反恐行动得以顺利进行。但这类立法在运用上仍然面临体系性和实践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因而,面对同样的反恐困境,我国的反恐立法应当吸收和借鉴两种反恐立法设计之优势,使反恐立法走向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并在反恐立法中融入新的立法原则,以促进反恐立法的有效实施。

关于国家立法权的内涵、性质和设置的探讨——兼论立法权与主权和治权的关系

“国家立法权”与“立法权”不是同一概念 ,而是具有种属关系的两个概念。国家立法权是由国家一级立法机关 ,对于国家领土之内、只涉及到国民共同体利益的事项制定法律文件、确立法律规范的权力 ,它不能、也无法排除一个国家之内其他类型立法权形式的存在。同时 ,立法权虽在终极意义上是主权特征 ,但在操作意义上则是治权的表现形式 ,在民主制度下 ,本质上应当视为人民的自治权。国家立法权作为国民的自治权 ,其设置应着眼于“自治”二字 ,划定国家立法的事项范围 ,并使制宪权与立法权相分离。

人权领域之国家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

保护人权的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可列为国家豁免规则的例外,已成为后者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实践表明,国家豁免规则可以与强行法共存,二者在程序和实体上拥有不同的属性,为此,在违反人权情形下援引国家豁免规则应区分公私行为性质、分清损害对象,敦促违反国在诉讼程序外承担"非免责性"后果。在国际交往愈加频繁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豁免规则的具体落实更依赖于国内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中国进行专门的国家豁免立法是时代的必然。

论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现实冲突性——以“有法律却无秩序”为视角

国家立法是实现社会资源分配或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尽管人们渴望国家立法对社会资源实现正义分配,但是由于社会各群体对国家立法权拥有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国家立法对有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性,进而使法律的遵守失去正当性理由。当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受到挑战时,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加剧与最终恶化就是对国家立法实体与程序的彻底颠覆,从而出现"有法律却无秩序"的政治法律学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