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立法型听证的现状及对策

立法型听证是目前最受人们关注,也是问题最多的听证。立法型听证的理想功效是促进政府公共决策的民主、公正和科学,提高政府的合法性。而我国立法型听证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与理想功效之间差距很大。为提高立法型听证的实效,我们应改变观念,完善听证参加人的遴选机制,提高代表人代表民意、反映民意的能力,提高听证案卷对决策机关的拘束作用。

立法型、行政型抑或独立型:近代我国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之多重取向

如何处理好审计与立法、行政的关系,近代国人在借鉴大陆派审计、英美派审计及传统中华审计思想的基础上,分别依照立法型、行政型及独立型等转型路径,从审计机构取超然地位抑或隶属于立法或行政机构、审计监督之职权与立法财政监督及行政财政监督之权限划分、审计组织之产生取议会制抑或元首任命制或考试制等方面提出了诸多不同的思想或主张。深化对我国近代审计监督法治转型中多重取向的认识,不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能够为新时代审计监督法治化进程提供某些历史参考。

论我国立法型国家审计模式的构建

我国国家审计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立法型国家审计模式已刻不容缓。在构建过程中,要努力遵循独立性、人民性、法制化、国际化及渐进性等原则。构建的途径主要有:一是科学设计模式框架;二是着力完善法规体系;三是立法确保经费来源;四是加大“人大”指导力度;五是精心拟订实施方案。

浅析我国国家审计模式由行政型向立法型的转变

我国的国家 (政府 )审计是隶属于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型模式 ,适合于大政府小社会的行政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具有“大内审”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行政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审计职能的发挥。与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政府内审应当从国家审计中分离出来 。

国外立法型财政监督与我国财政监督的完善

国外财政监督源远流长,具体可分为立法型财政监督、行政型财政监督和司法型财政监督三种模式,其中立法型财政监督的运用较为普遍。在立法型财政监督中,议会或国会是最核心的财政监督主体,财政监督立法层次高,预算管理规范透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机制完善,财政监督平台信息化程度高,同时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也在财政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有必要吸收立法型财政监督的合理内核,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加快推进法制建设,建立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构建融立法型监督与行政型监督为一体的财政监督新模式。

推行立法型政府审计模式的对策

政府审计作为一种具有较高独立性和高层次的现代国家综合经济监督制度,在我国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同时还应看到,由于审计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我国政府审计常常受到各种权力的干扰,审计力度和效果不佳,审计难,审计决定落实更难的现象较为普遍。我国政府审计模式的缺陷体现在:政府审计的独立性不强,政府审计透明度不高,政府审计模式存在缺陷,审计技术方法落后。推行立法型政府审计模式,应改革"双重领导体制",实行地方审计机关垂直管理,改进预算编报制度,调整审计隶属关系,确保审计监督独立性。

应加快建立立法型国家审计体制

我国在最初建立国家审计制度时，实行的是各级政府领导下的行政型审计模式。那时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和转轨的时期，实行国家审计机关隶属于各级政府，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维护财经秩序、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方面的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的国家审计体制在许多方面都阻碍了审计机关职能的行使，应该加以改进和完善，才能有利于审计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建立立法型国家审计体制的思考

目前,我国的国家审计机关实行的是行政型的审计体制。为了更好地使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预算的立法和重大决策及其执行情况进行审查和监督,同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就需要改革现行的审计体制,而建立立法型的审计体制,这对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一、国家审计体制和及其发展趋势 目前,在已经建立国家审计制度的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实行的审计体制可以划分为立法型、司法型、独立型和行政型四种模式。立法型审计模式。国家审计机关在议会的直接领导下,对行政、司法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实施审计监督。向议会报告审计结果并对议会负责。西欧、北美等多数国家实行这种审计体制。司法型审计模式。国家审计机关除拥有审计监督职能外。

西方立法型国家财政监督经验对我国公共预算支出管理的启示借鉴

法国阿利克斯学派认为，财政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性质即隶属关系不同呵分为三种类型：立法型财政监督、司法型财政监督、行政型财政监督，本文着重讨论立法型财政监督国家在财政监督上的经验做法及对我国财政预算支出的启示借鉴。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展开——兼论领域融贯型立法模式

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已经纳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当前,研究重心应从“应否立法”转向“如何立法”。比较国际人工智能立法实践,可归纳出两种基本模式,即统一垂直型立法模式和分散网格型立法模式,两者在制度设计、价值取向等方面各具特征。在分析研判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以法律3.0为指导,提出中国应探索领域融贯型立法。该模式强调人工智能立法系领域法,主要内容应包括风险规制、产业促进、技术标准三方面,形式上要以基本法为主体、产业促进法和技术标准法为分支,旨在实现立法宗旨、人工智能面相及法治系统工程的三重融贯。在该模式下,《人工智能法》(基本法)应当对基本规定、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及责任义务体系等内容分别作统一界定、吸纳转介与制度重塑。

政策型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立法韩国经验的镜鉴与拓展

综观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大致可分为综合型、分散型、单行法立法模式。其中,政策型立法承继了综合型立法的“全面性”特征,兼具引导性和灵活性。韩国是政策型立法的典型,其以气候正义为导向、以协商治理为重点、以机构设置引导形成合力,呈现为“基本法+支撑性法+辅助性法”的体系化立法路径,可资镜鉴。立足于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和立法现状,宜从分散型立法转向政策型立法,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作为基本法,以参与正义融贯“平行式”的气候治理路径,以矫正正义弥合社会转型的能力差异,建构超越行政主导的主体建设二元模式,形塑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体系。

我国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考察

在新时代的地方立法实践中,各地享有立法权的人大,在调整职业教育法律关系层面,通过了多部名称中带有“促进”字样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促进型立法在职业教育领域的运用,以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切入点。在分析了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现实动力的基础上,总结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的产生过程和现状、实践样态及特点,针对面临的困境,提出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促进型立法的建议。

论人工智能的激励型立法——基于《拜杜法》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和应用场景的日益多元化,人工智能正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历史性变革。《拜杜法》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人工智能法的构建提供了借鉴与启示。今后,人工智能法制定时应考虑采取“激励型立法”模式,在继承“促进型立法”优点的基础上,更好地激励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探讨人工智能激励型立法方案时,首先,应明确立法目的是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其次,结合域外经验和本土实践,采取“三分法”的分类分级思路;再次,在激励方式上选择“减少成本型”和“增加收益型”激励;最后,考虑增设一部激励属性更强的“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法”。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激励型法律规范,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创新活力。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的实践审视与体制机制创新

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法治建设的基础性模式和规则衔接的基本路径,其不同于理论与实务界热议的“规则衔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准一体化、多中心、多平台的整体发展路径初步成型,但囿于粤港澳三地政治制度、法律传统以及立法权限的差异,大湾区规则衔接主要采取“整体规划,集中突破”的策略,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为原则推动政策型规则衔接,立法型规则衔接则极为鲜见。本文认为立法协同是粤港澳大湾区制度整合和规则衔接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立法协同是指涉及大湾区发展的各个有权主体包括中央以立法方式协调构建大湾区法治环境,强调中央统筹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区别于仅限地方间进行立法协调的“协同立法”方式。就目前来看,大湾区立法协同整体上仍然面临着“存异”与“趋同”的平衡、立法权限分配层差明显等巨大挑战。因此,面向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综合运用地方单独立法、区域协同立法和中央统一立法这三种方式,从制定立法协同促进规范和设立立法协同促进机构两个方面完善立法协同体制,从常态化规则清理机制、规则衔接摸排和评估机制、示范法制定机制等方面创新立法协同工作机制,以立法协同突破规则衔接的重要领域。

从惩治型反腐败到预防型反腐败立法转向的逻辑延展

“腐败”是指掌握一定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不合目的地行使权力谋取私益的行为。对我国现有立法进行评估可知,当前我国仍然以“结果无价值论”为导向的事后惩治型立法为主。在面临腐败新形势的当下,为满足党的二十大“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政策要求,我国应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在“行为无价值论”指导下向预防型反腐败立法转变。具体而言,应当建立预防腐败的有机体系,首先,建立预防型反腐败基本法:《反腐败法》;其次,合理应用预防型保障法:纪检监察法;再次,完善预防型反腐败的配套制度: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规;最后还要对预防型反腐败的配套刑事惩戒作出完善。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我国促进型立法的文本考察与完善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型立法模式与管理型立法模式相对应是我国新型立法模式,是法律调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促进型立法经过初步探索、持续发展,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促进型立法经验,具体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理念、针对欠发展公共领域的立法范围、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统筹全社会共同参与促进工作的立法职能。但我国促进型立法也存在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我国促进型法律原则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弱;指导性规定较多,强制效力弱;领域内相关机构自主性弱。因此,我国促进型立法要走向成熟,就需要进一步具体化与细化原则性规定,量化法律责任条款规定与强化领域内相关机构自主性法律规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法的立法思考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GAI)的技术升级和日益普及,人类社会结构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在发展的同时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中国在GAI领域的最新探索成果,强调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法治理,为正处于立法进程中的人工智能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具言之,人工智能法应考虑采用促进型立法模式,在立法内容上减少使用准用性规范,明确分类分级监管的立法思路,加强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和合作,通过构建更科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方案,推动科技向善.

迈向实质激励的改革促进型立法完善

改革促进型立法兼具“依法而改”与“依法促改”的双重使命。然而相关立法“依法促改”面向羸弱,表现为促进型规范权重过低、条款刚性不足和促进者责任缺失。进一步释放法治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是优化改革促进型立法的关键所在。改革促进型立法需强化实质激励,应对多维度委托任务中改革的弱激励困境,凭借以“激励”为联结的传导机制,提供更加友好的制度设计,以获取改革推动力。为此,需优化激励机制以调动改革决策者、实施者、参与者的积极性,增设针对促进者的责任条款,还需廓清宣示性、倡导性条文的适用领域,避免条文的空泛化。

地方立法中促进型法规的内在意蕴和实践省思——以天津市立法实践为分析视角

近年来,促进型法规在地方立法中的数量愈来愈多,成为地方立法的一抹亮色。本文以天津市促进型法规为样本,从立法旨意、法规结构、法律规范类型、治理方式等方面,梳理此类型地方性法规的特点,从合理配置促进措施和管理措施、加强前瞻性制度论证、深入挖掘促进型措施、及时跟进法规实施效果等方面总结规律,以期更好地进行立法构造和制度设计,为做好促进型立法工作提供有益参考,进一步推动以高质量立法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