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风险规制的立法完善研究

PPP作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新模式,根本目标是通过公私合作来保障普遍性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持续供给。合作共赢是双方共同的价值取向。PPP风险规制的立法应当紧紧围绕PPP实施过程中的风险节点,确定立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PPP风险规制的立法完善应当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依法配置规制PPP风险的立法权,并重点建立健全政府特许经营法律制度,完善政府对PPP项目的风险监管。实现立法创新与深化改革有机结合,创新PPP风险规制的具体机制,实行风险的公平合理配置,从而预防和化解可能产生的PPP风险,推动PPP更好更多地为社会公众提供更大福祉。

个人信息权立法完善的路径与选择

当前,信息泄露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各国纷纷就个人信息权进行立法保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优化了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但我国相关规范性文件未能有效衔接,某些规范性文件位阶不明,特殊领域的个人信息权立法保护不成体系,部分地方缺乏立法能动性,对公权力的监管规定存在漏洞.相较而言,美国在个人信息权保护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和教训.通过比较分析法,对美国就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优势、劣势加以辨别,对我国个人信息权保护的立法提出建议,以期完善我国对个人信息权的立法保护.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检讨与立法完善

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入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其规范化水平不断提高。但由于规则上的粗疏、理论研究上的不足以及其他实践因素的影响,导致在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的形成、提出、审查、采纳与调整等环节都暴露出诸多问题,在个别案件中甚至演化为尖锐的“检”“法”冲突,严重制约了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质效。为此,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的修改中,针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应在准确定位其性质与效力的基础上,健全形成机制,规范提出方式,明确载体,完善采纳和调整机制。

档案开放审核协同机制的地方实践与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三十条提出档案馆与档案形成(移交)单位会同审核档案,地方省市就如何构建与实施档案开放审核协同机制进行了实践探索,相关制度建设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当前,档案开放审核协同机制的实际运行中主要面临主体责任分工较为模糊、协同审核程序缺乏统一标准、审核意见冲突难以处理、社会力量参与赋权不足等法律困境。为强化档案开放审核的立法供给,应当进一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三十条中的“会同审核”条款,加强其与下位法相关规则的融贯衔接;在立法内容上应厘清档案开放审核主体的责任分工与问责内容,构建国家层面统一的档案开放审核程序标准,完善档案开放审核委员工作机制,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的程序和情形。

论《民法典》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制度的立法完善

土地经营权应属于租赁权,权利标的应为土地,而非经营权本身。一般租赁制度特有的租期限制、转租、买卖不破租赁、优先购买权等规则应适用于土地经营权出租,以充分保护承租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的稳定。

供应商“视为串通投标”的法律责任及立法完善

对于招标投标行为的法律规范,我国存在二元法律体系,即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下简称《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下简称《政府采购法》)两部法律为核心,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配套的两套法律规范体系。对于串通投标行为的规范,也由两大法律体系分别予以规定,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别。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立法完善研究

法律并没有对收买妇女和收买儿童作出区分规定,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与收买被拐卖的儿童侵害法益不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给社会造成成本不同。单纯从事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不能满足打击犯罪需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目前只被判处自由刑。为了更好治理此类犯罪,一是应单独设立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二是提高法定刑,将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设置两档法定刑,严厉打击收买拐卖妇女、儿童行为;三是增加财产刑来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

“三孩”政策下生育保障立法完善研究

近年来,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不断下降、男女出生比例失衡等问题,生育政策不断放开。从独生子女政策到“二孩”政策再到2021年国家提倡适龄生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这一系列的政策变化表明我国逐渐从“严格控制”型生育政策转向“适度鼓励”型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调整使育龄女性在“劳动者”与“生育者”两种身份间的博弈愈加明显,不仅加剧了职业女性在“生”与“升”之间进行选择的困扰,还让用人单位陷于“节约用人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与“避免招聘性别歧视保障职工生育权益”的矛盾境况。在贯彻实施“三孩”政策的同时又能切实地保障妇女权益,生育保障立法大有可为。然而,我国现行生育保障立法存在缺乏性别意识,重“生”轻“育”,法律责任不明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从这三个方面完善我国生育保障立法,构建以家庭为单位,“生”“育”并重,法律责任明确的生育保障立法。

民法典时代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困境及突破路径——以立法完善为视角

民法典颁布后,人格权独立出来,单独成编,凸显出立法者对于一般民事主体人格权的重视。其中第1032条规定了隐私权的具体含义,1033条列举了侵犯一般民事主体隐私权的情形,使得民事法律规范对一般民事主体隐私权的立法保护日益完善。然而回归到劳动法领域,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以从属性为根本特征的劳动关系,双方地位处于不平等状态,劳动者隐私权遭受用人单位侵害的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因此保护劳动者隐私权已经是迫在眉睫,尤其需要立法上的回应。然而遗憾的是,现行劳动领域立法仍然处于缺位状态,保护劳动者隐私权的法律依据依旧乏善可陈。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对民法典一般隐私权进行分析,概括出劳动法语境下劳动者隐私权的基本内涵和范围,接下来分析劳动者隐私权在劳动关系三种阶段遭受侵害的各种形式,然后在梳理现行立法的基础上,提出法律在劳动者隐私权保护层面的不足之处,最后通过借鉴域外立法和结合本国实际,提供一些立法层面的完善措施。

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的立法完善

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是指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其本质是国家立法权在行政强制措施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是创造行政权力的权力。该设定权的划分核心在于对该权力的合理配置,历史上对其的划分存在着诸多争议,这些争论伴随着《行政强制法》出台,湮灭在时间长河之中,但为将来在立法中进一步完善其设定权的划分提供了宝贵经验。现行《行政强制法》有关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的规定主要存在着关键用语含义不明确、行政法规赋权过于宽泛以及地方性法规赋权过于狭窄的问题。基于明确性原则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行政强制措施设定权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调整,从而保证该权力的合理配置。

“入世”后我国商标犯罪的立法完善

清除与ＷＴＯ规则相冲突的有关法律，制定并完善与ＷＴＯ规则相适应的法律，是目前我国立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我国刑法在对商标的保护对象、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范围以及关于其它商标犯罪的规定等方面均有待完善。应该扩大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范围、增设反向假冒商标罪并将假冒注册服务商标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

论我国洗钱罪的刑事立法完善

在刑法国际化潮流的影响下,我国的洗钱罪立法日益显露出诸多局限与不足。为适应反洗钱犯罪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洗钱罪的规定进行修改和完善。笔者建议,今后刑事立法的修改应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对洗钱罪客观行为方式进行重构,同时亦应将实施上游犯罪同时进行洗钱者纳入洗钱犯罪主体范围之中。

公共政策中的社会性别——《婚姻法》的社会性别分析及其立法完善

为实现男女间真正的平等 ,公共政策的制定应当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理论认为 :男女之间的差异是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 ,是“社会体制习俗”把人组织到规范好的“男性”“女性”的活动中所产生的结果 ,而不是因为男女的生理特征而自然产生的。其分析方法要求考察女性与男性面对的不同的社会现实、生活期望、经济环境等因素 ,分析社会公共政策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 ,尤其是可能给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进而修改社会公共政策 ,以期消除男女之间的实际不平等。我国 2 0 0 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仍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 ,规定男女两性在婚姻家庭中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以社会性别平等理论来分析审视现行婚姻法 ,其结婚、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离婚等具体制度中 ,某些规定仍缺乏性别意识 ,并不能真正使女性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的法律保护 ,特建议从社会性别平等的角度对立法加以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立法完善研究

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尚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基本原理入手,提出对衔接机制进行立法完善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实证研究为视角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适用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减少社会对抗,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但当前我国法律职业人与被告人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认识存在诸多差异,这一差异折射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为"认罪""认罚""从宽"内涵界定不明、从宽效力和幅度缺乏规定以及程序设置缺失。应在厘清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价值取向基础上,明晰"认罪""认罚""从宽"的内涵、明确从宽的效力与幅度、完善程序设置。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价值、根据与立法完善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权,作为具有比法院内部监督更高的透明度,更强的监督力度,以及更能取信于民的权力,不仅有利于保证执行公正、制约"执行乱",以及在我国的执行实践中具有极大的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法律上、中国宪政体制上,以及国家司法权力配置上的根据。对于这种权力,基于我国民事执行的现实需要,应当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

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及立法完善

近年来,危害公共卫生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上升,其中非法行医罪占较大比例。面对非法行医犯罪的高发态势和出现的新情况,人们都在关注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在几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学术界和实务界对非法行医罪的认定尚存在较大的认识差异,而相关部门又未及时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这对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行为、有效维护公共卫生秩序、保障全民身体健康极为不利。因而,对非法行医罪的犯罪构成作出正确认定,加强非法行医罪的立法完善,十分重要。

试论我国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协调与立法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问世极大推动了国际反腐败事业的发展,中国对该公约的签署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但与公约的要求相对照,我国现行《刑法》还存在着诸多立法上的缺陷与空白,亟需进一步协调与完善。

票据无因性原则之理论探讨及其立法完善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制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为依托,对票据的无因性的历史根源、逻辑起因及内涵、合理性、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提出我国票据法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从而使我国的票据的无因性更趋合理,与国际票据法接轨。

UCP600规则下我国针对信用证欺诈的立法完善

相对于UCP500,UCP600做出了一些重大的变革,这对于信用证欺诈起到了重要的遏制作用,但UCP600在防范信用证欺诈方面仍存在不足。UCP600虽然是国际上关于信用证的权威惯例,但是信用证欺诈问题仍然是依据各国国内法来解决的。解决信用证欺诈问题,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只能适用国内法的个别条文规定和司法解释。我国应在《对外贸易法》中增加有关信用证欺诈的条款;制定《反信用证欺诈条例》;并完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内容,使信用证欺诈立法更具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