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性决定为推动备案审查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

"通过!"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以决定的形式对备案审查制度作出立法性的专门规定,在备案审查制度建立运行40多年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非立法性规则在失信惩戒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分析

失信惩戒是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机制,但自诞生起,便遭遇合法性缺失的激烈批评。正所谓有公权力实施的地方就会有私权利受到侵害,失信惩戒机制也不例外。而现在,我国对失信惩戒行为的规制大部分还仅停留在规范性文件上,虽实践情况丰富多样,但其法律性质和法律救济都尚不明晰,在此背景下,少数学者开始呼吁提供行政诉讼等救济途径来保护失信惩戒相对人的权利。然而,由于其大多数依据都属于“法规范”的常规范畴也即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规则,因此此类行为能否进入行政诉讼的阶段就打了个问号,基于此,有必要深入分析非立法性规则在失信惩戒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使其达到“有效且无漏洞的权利保护”标准。

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机能定位与立法性疏漏之检讨

尽管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对专家辅助人制度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率却远低于预期,究其原因在于,立法论上对其机能定位、法律性格等的界定存在疏漏,还有一些涉及程序性的顶层设计明显缺位。我国审判实践中常见的专家作证方式可分为鉴定专家、专家辅助人和专家证人,这三种类型的专家在民事诉讼中有各自的独特功能,优势可以互补,但不可替代。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将这种体系化的专家作证制度明确作出规定,这不能不说是一项较为重大的立法性疏漏。多年以来,这种疏漏给审判实务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制约了法院对于专业问题所涉及案件事实的查明,亦严重妨碍了当事人辩论权的正常行使,这种情形理应引起理论界和立法界的高度重视。

对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理性审视

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国法定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地位,不是“应然”层面的法的渊源,但其却是“实然”层面的“法”,是行政执法与行政司法裁判的依据,具有法律效力,是行政法律体系的有机构成。

论全国人大立法性权力的性质与违宪审查机关的构建

我国全国人大立法性权力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受人民委托行使立宪、修宪权;另一方面根据宪法的授权行使国家立法权。前者使全国人大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其立宪、修宪行为不应成为任何国家机关的审查对象;后者则决定其为“国家立法机关”,其立法行为应接受宪法授权的违宪审查机关的审查。我国的违宪审查机关的设立应采用建立宪法法院独立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所有国家机关的行为均应接受宪法法院的审查监督。

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责任探析

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俗称“红头文件”,它虽然不属于法的范畴,在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占位置,在金字塔型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中,其效力也最为低下。但因为它代表着党和政府,是党和政府传达大政方针的最主要的途径。所以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性。它在政府的公共管理中是一把双刃剑,起着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虽然这些负面影响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与我国非立法性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主体的责任缺失不无关系重大。为此,必须立法规范责任体系,强化制定主体的责任意识,提升公民的参与意识和监督水平。

论立法性质的保全制度

立法性质的保全制度突破了司法的对人效力,具有立法的对世效力,旨在保护公民权利免受侵害,美国和德国的法律对立法性质保全制度的要件、程序均作出了具体规定。我国有必要在法律规范备案审查中引进立法性质的保全制度,以更好的实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论立法性文本的翻译策略——兼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1998)》英译本

立法性文本的特点决定了译者应使用的翻译策略。文章从法律英语文本的几个典型特点入手,以《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1998)》英译本中的误译为例进行了评析,论述了"静态对等翻译观"作为立法性文本翻译策略的有效性。

浅议地方人大对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在加强工作监督、法律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相比之下对地方规范性文件则监督不够 ,特别是对非立法性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凸现出一些问题。

公共决策算法的程序规范--以立法性算法为例

立法性算法是有权机关依照一定程序使用的、能够对公民权利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公共决策算法。与传统立法一样,立法性算法会改变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以及人们行为的活动空间,甚至能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立法性算法所固有的技术性特征,规避了公众对立法性算法程序设计的参与和监督。一方面,构成立法性算法的人工语言与普通公众熟知的自然语言之间存在巨大鸿沟,普通公众因不具备人工语言相关基础知识,难以在算法程序设计中与之进行平等对话和有效沟通,从而使得作为民主性补充渠道的公众参与难以有效进行,进而可能引发监督失效、权责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立法性算法会不自觉地嵌入设计者的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它并不能完全展现“技术中立”理想下的客观和真实,甚至还会出现偏差,从而可能引发算法寻租和算法滥用的问题。要克服立法性算法的缺陷,就要求算法程序的设计必须以透明度和问责制为主要原则,确保公众对立法性算法的充分参与和必要的权利救济途径。

立法性算法及其法律规制

在算法时代,法律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新的公共治理和控制系统将从数据收集、传输和分析中产生,基于大数据驱动机器学习的算法治理模式符合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做出决策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受制于数据输入的主观性和偏见性以及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算法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降低社会监管成本的同时,也会对传统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公共性和民主性造成冲击。对此,需要明确立法性算法的合法性地位,强化对立法性算法的审查和风险评估,以及保障公众对算法程序的参与和监督权,在算法程序正式被应用到公共领域之前,行政人员还必须对算法程序应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管,通过建立有效的可预测性和可解释性度量标准,使算法程序的设计和应用有章可循,并建立相应的算法问责制度和程序,以确保立法性算法的发展符合法定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基本要求。

辨析安理会立法性决议的法律基础及效力

为了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安理会通过了若干带有立法性质的决议。安理会立法性决议的法律基础在《联合国宪章》中没有明文规定,而是基于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所引申出的隐含权力,安理会的立法权受到从属性原则的限制。安理会立法性决议不是独立的国际法渊源,而是速成习惯国际法的反映,对不具有强行法性质的安理会立法性决议,持续反对的成员国不受其约束。

准确理解立法性决定 科学界定人大职权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又称立法性决定。长期以来,人们对立法性决定所体现的人大职权认识不同、观点各异、争议不断。为更好地促进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有必要准确理解、科学界定这一问题,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从法理上看,立法性决定属于立法规范性文件,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出立法性决定本质上是立法行为,体现的是立法权而非决定权。

浅析我国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文章以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为视角,对我国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进行检视,并提出了建立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若干制度设计,包括审查的启动、审查的标准和审查的结果等,以期对《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与完善有所裨益。

首个立法性决定,为推动备案审查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

“通过!”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以决定的形式对备案审查制度作出立法性的专门规定,在备案审查制度建立运行40多年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首个立法性决定,为推动备案审查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支撑

2023年12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经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以决定的形式对备案审查制度作出立法性的专门规定。坚持有件必备,进一步明确和扩大备案范围,加强备案工作“备案审查是一项制度、两项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严冬峰指出,备案是基础,审查是核心。在重申“行政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和‘两高’司法解释依法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基础上,《决定》创新性地将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贸港法规单列为两类独立的法规类型予以备案。

“立法性”算法权力的兴起与法律规制

自动化行政促生法律代码化,并引发算法噬夺立法权现象。这表现为算法规则对法律规则的技术性修正、对实施性立法的替代、对上位立法的僭越以及对法律规则体系的整体性架空。算法对立法权的噬夺成就一项立法性算法权力。立法性算法权力的产生原因表明其具有技术层面的存在必要性,却并不必然具备法律面向的合理性。对立法性算法权力施加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同时存在于技术层面和法律层面。在技术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基于自身技术特性具有负外部性影响;在法律层面,这种必要性体现在立法性算法权力对依法行政原则、立法权分配格局产生根本动摇。对立法性算法权力进行法律规制,需要汲取当下算法规制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实践,并结合立法性算法权力的自身特征,着眼于权力内容的实体限定与权力行使方式的程序限定。

美国行政法上的非立法性规则及其启示

美国行政法上的非立法性规则是指不适用告知与评论程序而制定的各种通知、意见、指南、政策声明等,在发挥行政规制的积极能动性方面作用明显。美国联邦法院为区分非立法性规则与立法性规则提供了相关的方法与标准。为了发挥非立法性规则在行政规制中的积极功效,美国学界提议对非立法性规则的制定进行立法并加以法治化构建,以增强其合法性。美国行政法上的非立法性规则及其运作实践对于科学认识我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功能、提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质量、确保行政规范性文件不致成为行政机关扩张与滥用权力的工具等均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行政立法性事实研究

行政立法既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合理性和可采性问题。行政立法性事实不同于裁决性事实和立法意见,假象事实和仿真陈述经常对行政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干扰。行政立法性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和逻辑推理关系;行政立法的民主方式决定了立法性事实的收集和认定方式,并影响着立法性事实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行政立法性事实的审查应当包括立法性事实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立法性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因果关系的合理性、立法性事实收集和认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立法性事实的审查强度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