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据犯罪立法的反思和重整

《数据安全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宏观理念不协调、具体制度的代际落差、面向数据与信息“二元”立法的整体预案落空等规范“脱钩”问题。应统筹把握立法的主要内容、排列立法的重难点及主次逻辑、科学处理两法衔接的标尺与边界等。具体立法清单为:宜增设第151条之一暨数据、个人信息非法出境罪;增设第226条之一暨扰乱数据交易管理秩序罪;增设第231条之三暨妨害数据正当竞争罪;修改第285条第1款暨破坏重要数据、敏感个人信息安全罪;修改第285条第2款暨非法获取数据、个人信息罪;修改第286条之一暨拒不履行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管理义务罪;增设第286条之二暨破坏数据、个人信息安全罪。

国际法视野下欧盟数据治理立法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

国际法视域下,对数据的规制场域包括双边、多边贸易和区域合作机制。欧盟近年来在数据治理领域频频出台新立法。以数据治理所涉领域的体系化分类为基础,欧盟立法在数据治理方面有诸多进展,主要体现在促进对数据的合理利用与共享、强化大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规范、维护公平的数字市场竞争秩序。欧盟数据治理立法中的新动向可为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的数据治理体系以及积极参与数据治理的国际合作提供借鉴。

论我国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立法完善

我国积极探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围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形成了覆盖关键环节的体系框架及关键要求。随着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进一步走深走实,与国际数据治理规则竞争进一步加剧,现有的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立法在支撑全国统一数据市场建设,以及引导、规范开发利用活动方面存在不足,应在数据基础设施、数据供给、数据流通、数据应用创新及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环节进行立法完善。

完善地方数据立法,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在数字中国建设中,数据权益的保护、数据利用的规范、数据安全的维护等,都离不开数据立法的保障。当前,国家层面数据立法侧重于数据安全与保护,而地方数据立法所涉领域更加广泛,既有综合类、促进发展类立法,也有行业性数据立法。

欧盟数据立法新特点及对我国数据基础制度的启示

基于对《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反思,欧盟数据立法思路呈现从保护到利用的重大调整。2020年以来,欧盟出台二十余项数据战略、法规条例(含草案),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当前,亟须关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借鉴欧盟数据立法经验,着力加速数据共享流通、突破数据市场壁垒、释放产业数据价值,进一步激发数据要素发展潜力,稳固我国数字经济全球领先地位。

数据立法转向:从数据权利入法到数据法益保护

围绕数据权利入法展开的数据立法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病。数据私权化与数据共享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数据权利泛化导致新的贸易壁垒的出现,域外单向度的"权利-救济"立法路径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数据利益冲突。数据权利立法模式必须转向。数据立法在本质上是对于多样化的数据利益进行的识别与确认,对于现实的数据利益予以法律上的调整,就形成数据法益。数据法益的理论证成以价值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维度的法益理论为支撑。将多样化数据法益纳入数据立法的调整对象,能够避免单一化的赋权性保护不能兼容数据领域的多项利益平衡的弊端,数据法益则能全面涵盖多元主体的各项正当利益保护内容,数据立法必须兼顾这些利益的保护,避免重数据私益、轻数据公益,从而达到有效应对数据风险的目的。数据法益是数据立法的核心,围绕数据法益展开的数据立法以个体与集体的数据法益保护为原则与宗旨,以用户与经营者之间的数据法益双向平衡为立法结构,通过数据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国际法规范的有效衔接,保障和约束数据法益的实现。

论数据交易的立法倾斜性

深化推动数据的“要素级别”流通和利用,难点在于数据交易立法是否可行,它涉及数据权属界定、数据资产定位、隐私保护体系等元问题。以促进为主兼及规制,基于这一倾斜性视角,数据交易立法被建立在“不完全契约”的理论基础上,就可以从数据权益、行为控制、个人数据与信息分离等方面,寻找到数据交易问题在立法上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立法对数据流通利用的驱动模式不是简单的直接数据交易,而是先行探索数据授权经营模式。其中,公共数据的授权经营应当采取原则免费、例外收费的做法,保留政府获得必要的数据处理工作成本报酬的权力。此外,交易中的数据安全立法条款必不可少,但可以采取合规附条件的责任豁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数据交易目标的实现。

中国数据安全立法形势、困境与对策——兼评《数据安全法(草案)》

数据安全利益直接关系到数据安全立法应当保护的客体,关涉个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三个层面。中国数据安全立法存在基础问题尚未厘清,治理共识仍待推进;核心制度供给不足,关键环节监管不力;国际博弈应对乏力,立法技术有待提升等诸多困境。未来中国数据安全立法,除了要继续加强数据基础理论研究,在立法思维方面也需要根据中国当前数据安全现实问题有所调整。立法定位方面,建议立足安全保障功能,避免数据安全利益的泛化,同时处理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内部协调问题以及与《出口管制法》《外商投资法》《民法典》等安全类立法体系之外相关立法协调问题;制度建设方面,建议统筹内向安全与外向安全,强化核心制度建设;规范重心方面,建议从数据收集转向数据处理,强化核心环节规范;规范方式方面,建议兼采主体规制与行为规制,关注特殊主体;立法技术方面,建议重视立法影响评估。

论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源流——域外立法的历史分析和启示

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几个代表国家的立法,在20世纪80年代因OECD和欧洲委员会的努力成为国际规则,而这些国际规则逐渐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被各国所接受,以不同法律体制保护个人数据上的主体权利。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产生缘由是,在个人档案的电子化背景下,与个人有关的个人数据脱离个人被处理,可能有害于个人尊严、自由,因而需要在基本人权上确立个人数据保护(信息隐私)制度,规范个人数据流通利用行为,防范个人数据滥用。从域外立法源流来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本质上是个人信息正当利用的一套规则,是个人数据上的主体权利受保护,而不是个人对数据的支配权受保护。我国在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建构保护体系时,既要借鉴域外的基本原则,接轨国际规则,又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构筑既适应时代需要又解决本国问题的制度规则。

俄罗斯跨境数据流动立法规则与执法实践

伴随着全球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跨境数据流动监管越来越成为各方关切的焦点,俄罗斯出于安全考虑成为对跨境数据流动严格限制的代表国家。从俄罗斯数据管理法律框架出发,重点梳理了其跨境数据流动管理规则的立法变迁,分析了强力推行数据本地存储的原因,并考察了该规则的实施效果和监管机构的执法检查情况。最后,提出了对中国跨境数据流动管理的启示和建议。

浅谈国外大数据立法基本情况和我国立法建议

万物互联极速扩展的时代,各行各业对大数据广泛应用,迫使对数据开放、共享和保护进行立法,适应新的环境。通过对国外大数据立法的借鉴和参考,对我国数据立法提出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的个人数据保护:欧美立法经验与中国方案

在全球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个人信息的可控性和可识别性变弱,跨境数据的流动性增强,个人数据保护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个人数据面临着隐私与共享、流动与保护、个人权益与公共权益之间的价值冲突。基于不同价值以及对不同数据权益的强调会导致不同的保护政策。欧美国家或基于自由主义理念,或基于经济实用原则,在数据保护上各有偏重。中国的个人数据保护应批判地借鉴欧美经验,在平衡不同数据权益和协调不同数据主体关系时选择一条既符合人性又符合人情,既具中国特色又具有全球通约性的数据保护之路。

数据确权授权机制

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作为一个技术性、工具性概念,公共数据并不存在固有的内涵和外延,在“数据二十条”和我国法律法规中也尚未对“公共数据”给出定义。然而,在一些地方的数据立法中,对公共数据的内涵基本达成了共识,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市数据条例》《四川省数据条例》和《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其中《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是全国首部公共数据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地方数据立法的现状与进路

地方数据立法应当秉持严格遵循《立法法》与上位法、兼顾安全价值与地方经济发展、凸显地方特色和地方需求等原则,在立法机制改良、合法创新突破、完善配套举措等维度寻求现实进路,将有裨数据治理与数字经济的未来。2021年,数据立法领域迎来新的突破。国家层面,《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被看作一般数据和个人信息领域的基本法律,在体系化的数据领域法治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欧盟数字战略和数据立法概况及对我国数据制度建设的借鉴

数字经济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形态,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数据的自由流动和可获取性是保障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关键。欧盟通过发布一系列数字战略和建立全方位的数据立法,旨在打造欧盟区域内单一数字市场,以实现技术主权为战略目标,以保护数据主体权利为基础,对内促进数据自由流通、对外抑制大型在线平台过度扩张,但是否构建专门的数据产权制度仍是欧盟数据制度的待解命题。我国的数据法律制度建设中应当合理借鉴欧盟经验,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安排的定位应有所区别,慎重考虑数字平台监管和竞争规则;另一方面欧盟数据立法尤其是《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数据库保护指令》,为我国提供了构建包括数据产权制度在内的数据法律制度的参考路径。

地方数据立法应往何处去?

2021年11月29日,《上海市数据条例》(下称《条例》)全文公布,这项地方性法规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条例》,上海将健全公共数据治理体系,建立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同时,将在浦东设立数据交易所,在临港新片区推进国际数据港建设。

数据立法的两个基础问题

社会上关于开展数据立法或者大数据立法的呼声很多,但在概念使用、规制范围两个基础问题上存在一定混乱,且研究不够深入。推进数据立法,适应新技术、新业务、新应用发展需要,需要科学界定数据概念,厘清数据立法与其他立法的规制边界。

当下地方数据立法热潮应当秉持的四维意识——基于地方数据立法基本特征和面临问题的思考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完善数据开发保护的相关规则,保障数据价值的充分实现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当前,在中央层面数据立法仍有待完善的背景下,梳理现行地方数据立法的基本特征,审视地方数据立法的现实问题,并通过科学的立法意识为当下地方数据立法热潮提供参照指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地方数据立法助力贵州数字经济发展

"十三五"时期,贵州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跻身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第一梯队。贵州从曾经的互联网"贫瘠之地",到当今大数据的领跑者,发挥地方数据立法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是一条重要经验。为促进大数据的发展应用,贵州出台了《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贵阳市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条例》;为规范政府数据共享,在《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实施办法》《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考核暂行办法》立法探索基础上。

美国数据隐私立法发展及对数字经济的启示

美国的隐私权利观念由来已久,有关隐私立法的成果较多。数字时代隐私权利正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国国会及各州正加紧出台全面的数据隐私法,以应对数据泄露、隐私滥用的严峻挑战。但联邦数据隐私法推进缓慢、州隐私法各自为政的立法格局,阻碍了数字经济发展。出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美国致力于出台维护科技公司正当利益、促进竞争和创新的隐私法。更为核心的是,美国数据隐私立法旨在维护美国的隐私价值观,建立美式数据流通和隐私标准。美国的数据隐私立法反映了全球数据隐私立法不同的发展潮流和隐私观,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我国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可以借鉴美国的有益做法,为数字经济发展壮大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