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立法新闻艰涩阅读的困境

随着立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新闻媒体对立法活动也越发关注,但由于报道面窄、报道模式僵化,过度追求时效性等原因,造成立法新闻的可读性差,受众对立法新闻的关注度低。本文认真查找造成立法新闻艰涩阅读、关注度低的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挖掘立法新闻背后的"故事",紧扣立法程序每个环节的新闻点,创新报道模式等解决方案,以期使立法新闻走出艰涩阅读的困境。

论广播立法新闻的报道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立法工作成为新闻报道的重点之一。综合分析立法工作特点和新闻传播规律,做好立法新闻报道,应着重把握好以下四对关系:一是新闻"热点"与立法"冷点"的关系,多从与立法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切入,为立法报道"升温";二是立法报道"通俗性"与"准确性"的关系,多做解释性报道,注重报道语言的通俗化,但同时要准确表述立法工作术语,不可贻笑大方;三是"静态"报道与"动态"报道的关系,多呈现立法者的多元意见表达及观点交锋,多报道开门立法、民主立法的立法过程,化静为动,让立法"活"起来;四是"点性"报道与"线性"报道的关系,不仅要做好法律制定、修改环节的报道,还要突破时间局限,注重对法律施行、执法检查等节点进行深度策划,形成连续的线性报道。

新闻立法刍议

本文概述了新闻法制的现实社会背景,在此基础上,就新闻立法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思考,既肯定现行新闻法规对新闻传播活动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同时指出现行新闻法规不能完全有效地适应当代新闻传播活动,强调建立和完善新闻法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呼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新闻法制。

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法”——反思我国新闻传播立法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立法历经30多年至今未果,无论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还是传媒领域的现实发展,都表明了迫切的新闻立法诉求。在"新闻法"尚不能出台的众多复杂原因中,学术研究的偏颇却总是被忽略,研究方法的迷失带来学理探讨的浅尝辄止,宏观研究的乏善可陈,以及学科之间的壁垒隔膜。其背后透露出不容回避的学术勇气的不足和技术细节研究的缺乏。基于新闻传播法学理论建设的推进和现实新闻传播立法的需求,应首先在思想和理论上明确:新闻自由是谁的自由,谁可以办报,如何协调采访报道和国家公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必须关注新闻传播立法技术的研究,如舆论监督的规范体系,为新闻来源保密的规则归属等细节问题。

新闻立法视域下的舆论审判及其规范原则研究

经常有研究者声称舆论审判在我国愈演愈烈,甚至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严重干扰和影响了司法独立与公正。他们大声疾呼,为了避免舆论审判,必须尽快出台新闻法,对舆论实行严格管制。然而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他们的结论不仅缺乏社会科学研究的证实,也存在诸多矛盾。本文认为,在我国舆论审判并没有论者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它主要是新闻职业伦理问题,其规范途径应主要靠舆论主体的自律;立法对舆论审判应持宽容态度,其核心应该是将司法对舆论的限制规定在法定的最小限度内。

北洋政府的新闻立法活动(1916～1928)

1916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期间,中国的新闻法制继续沿着袁世凯政府的立法轨道曲折发展。北洋政府的新闻立法活动共分两个方面:一是废止或修改沿用袁世凯政府时期的法律法规;二是适时创制新的法律法规。北洋政府的新闻立法推动了为封建军阀统治服务的新闻法律体系的完成,客观上促进了各种思想文化的发展,对继其后统治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闻法立法必要性分析

1979年，中国提出“新闻改革”，新闻法在历经数次提案后也开始酝酿。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新闻法的立法原则、条文的构建甚至立法的必要性等诸多方面尚存在争议。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入手分析新闻立法的必要性。

西方新闻立法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西方新闻法的产生及内容的探索和分析,指出我国应当借鉴西方的新闻立法中先进的思想、原则和内容,坚持党的领导下的新闻自由是中国新闻法立法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证。这不仅是维护现成的新闻法律关系和秩序,同时也是促进新的新闻法律秩序的建立和中国新闻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现实需要。

试论我国新闻立法的价值取向

随着中国新闻业的蓬勃发展,人们对新闻立法的需要日益迫切。进行新闻立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对其价值取向的确定。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新闻立法价值取向进行概括性地分析:新闻自由是新闻立法之核心,公众知情权是言论自由之前提。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我国新闻立法价值取向的有效体系,且对新闻法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新闻立法的使命(上)

新闻要立法的呼声最早出现刚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1980年，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会议、五届政协会议期，就有代表和委员提交新闻立法的提案。人大代表关于新闻立法的呼声，到今天为止，从未间断。

新闻立法探析

通过概述新闻立法的现实社会背景,就新闻立法进行了深度思考,分析了我国新闻立法缓慢的原因,并认为现在建立和完善新闻法制的条件已经成熟,同时就新闻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于我国新闻立法的几点思考

2014年底,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济南出席相关活动时透露,全国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新闻法治化将提上日程。2015年两会期间,又有代表提出要设立《新闻法》。我国从1980年首次提出新闻立法,至今新闻法却迟迟没有出台。如今国家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加强和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给新闻传播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新闻传播行业内"有偿新闻""有偿不新闻""煽情新闻"等乱象丛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新闻法》的出台。本文主要探讨新闻立法工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及立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以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我国新闻立法及相关问题。

昆明立法保护采访权的标本意义——兼及我国新闻立法的路径选择

对于职业的新闻传播机构来说，采访是全部职业活动的前提。正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原新闻部主任弗兰克所言：“采访是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手段，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生存。”。记者的权利主要指采访权和报道权，报道权的行使以采访为前提条件。那么什么是采访权呢？“采访权指新闻工作者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在任何公共空间搜集新闻信息并自主选择记录方式的权利，或新闻工作者有权要求法律规定有义务公布信息的采访对象提供真实、准确和全面的相关信息，不受他方外力非法地阻止和侵犯，媒体及记者的财产权、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但由于新闻法的缺失，采访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新闻立法与言论自由权的互动研究

言论自由权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之一,而新闻立法能更有力地保障言论自由权的实现,对二者关系的互动研究就有了法理和实践之双重需求。

浅议北洋政府期间新闻立法与新闻自由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新闻法制制度在曲折中发展。北洋政府的新闻立法在客观上推动了新闻法制制度完整化,但本质是抑制和阻碍新闻自由。北洋政府通过新闻立法,以保押费、预先审查、禁载事项、错误解读宪法、恐怖统治等方式对新闻自由进行干涉,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推进新闻立法的思考

一 鉴于十年文革的历史教训，中国的新闻立法从1978年提出动议，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1984年，由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总编、社长长达31年的老新闻工作者胡绩伟牵头正式成立新闻法起草小组，后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共同成立新闻法研究室。由于来自党内和新闻界一部分领导人的思想阻力，新闻法研究室曾一度废止，更改为隶属于社科院新闻所的所谓“新闻研究室”，后在彭真委员长的干预下才重新走上正轨。新闻法研究室于1985年开始起草，经两次修改补充后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草案）》第三稿。

以新闻立法促进社会进步——第八个记者节感言

2007年4月以来，两部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订引起了国内外新闻舆论界的特别关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是与新闻媒体最基本的采访报道权利有关的法律性文件，而这在中国立法和行政部门制订的众多法律法规中是罕有的。4月24日，新华社受权发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起施行）。6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此前专门针对新闻媒体的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

授权与限权:新闻立法的核心问题

新闻立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平衡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以最大程度地保障言论自由。 今年3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主任委员柳斌杰公开表示,全国人大正在研究新闻传播立法,有望在本届人大内提交审议。由此,新闻立法问题再次引发热议。目前,我国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立法法》修正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后,在最近结束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已经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