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方法论的类型思维进路探析

立法法理学以“如何制定良善的法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此,可从知识论批判与方法论建构两个方面予以探究。然而,当前研究更重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的进展,因而需要进行立法法理学的方法论探析。立法方法论在研究特质上具有目的性、实验性、阶段性及多学科性等特征。类型思维进路完美地契合了当前立法方法论的发展需求,这种思维进路实际上是一种专注于立法思维层面的规范构造,具有重要的法学方法论意义。

立法方法论探析

立法方法论是立法法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增进立法过程的合理性程度、提高立法质量为目标。立法方法论的理性建构应当在"立法的环境"下来把握,并以对立法的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准确分析为前提。"立法的环境"具有双维性:外在环境对应于法律行动者,即立法行动之成果所力图调整的对象;内在环境对应于政治行动者,即立法行动的实施者。完整的立法方法论应当是双维多层次的,既包括针对法律行动者的法律教义性维度,也包括针对政治行动者的政治性层面。立法方法论研究的开展对于型塑立法者职业共同体、约束政治立法者的恣意性、恢复立法的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后体系时代”立法学研究之嬗变——基于立法方法论的考察

在立法迈向"后体系时代"的背景下,立法学研究所凸显出的研究转向与研究之嬗变,需要我们认真考察。立法学嬗变的动因在于法律体系向法治体系转变过程中的理论诉求,具体包括法律创制转向法律实施、宏观法治转向微观法治两个方面的理论诉求;立法学嬗变的走向是从立法原理的认识论、立法价值的价值论、立法制度设计的本体论转向以立法技术为中心的方法论研究;立法技术主要由包括形式结构规范技术、实质结构规范技术的立法表达技术与以立法前评估、立法后评估为主要内容的立法评价技术构成。

从价值预设到法律形式:立法方法论基础初探

对立法问题进行方法论的反思,不仅是对目前学术研究的补充,同时也是法学方法论的前提性问题。以政治意志形式出现的价值预设如何向法律形式转化,是立法方法论中的基础问题,因而也是法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创制的方法,其中包含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在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前提下,运用商谈原则和普遍化原则,将价值整合为共识进而作为立法的价值预设;将公共自主与私人自主统一到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之下,这既是对价值共识进行实践设计,同时也为立法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理论的指导。法律的价值安排与价值的实现程序,统一于通过主体间对话而达成共识的商谈理论之中,并通过立法民主程序得以体现。

我国环境立法价值与功能之方法论研究——兼论彭真环境立法方法论

环境立法因其政策性与二元目的等特点,决定了其立法方法论的特殊重要性,集中体现价值共识、创制方法、价值安排和实现程序这四个基本问题上。基本国策与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有一定差异,前者在环境保护的初期阶段更具必要性和可行性,立法方法论要求政治意识应当尽快转化为全体共识的法律规范。环境法是否具有基础性法律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立法方法论上的法律创制方法,要以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来设计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理念,使其基本法律价值更充分和完整地实现。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立法方面既缺乏从法学方法论的现象论对其历史上存在的衍化性发展进化的关注,也缺乏从技术论即法律之经济分析对超前立法之利弊的关注。环境法制精细化旨在防止博弈方法论的一刀切倾向。正确认识和处理环境立法的质量和速度关系是当前我国环境立法的重要任务,其重要路径是运用法学方法论的实践论,关注法之功能及法之价值之实践。我国重视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方法论在实证中的应用,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较为典型。

立法方法论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性重构

作为立法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方法论长期被遮蔽在“司法方法论”范畴之下,甚至一度被学术界和立法实务界忽视。当前关于立法方法论的研究,主要分化为“本体论”和“认识论”两种观点,其本质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冲突,缺陷是停留于静态立法方法的形式差异,而忽略了立法方法的动态应用(立法实践)分析。实际上,在动态应用视角下,实践论就是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立法者“从实践出发”诠释立法方法的理论结果。它表现出强烈的“立法/法律二元化”倾向,并被看作是动态的方法选择和立法优化的方法策略。而实践论下的立法方法论体系构造,也以“归纳”概念及其逻辑为依托,凝结出“方法有效性+结果有效性”这一复合型结构,由此形成一套集合价值型方法、技术型方法和创新型方法的方法体系。

事实与规范之间:当代中国刑法立法方法论批判

在我国刑法立法中,"事实中心主义"立法方法论长期以来以潜在的方式发挥作用。然而以此为方法论指导提出的立法议案、设定的特定刑法制度却现实地存在诸多困境,这说明此种立法方法存在缺陷。从根本上讲,"事实中心主义"立法方法论忽视了作为刑事立法选择的有效"规范指引"。鉴于此,"事实与规范二元平衡"刑法立法方法应该得到提倡。

立法分类方法的法理阐释

立法分类是立法者心中理想法律秩序的现实摹写。由于缺少方法论指引,当前我国立法分类实践存在缺少必要分类、不当预设分类、多出分类子项、遗漏分类子项、分类子项相容、分类标准混淆六种逻辑瑕疵。借助法律逻辑的原理和方法,可以揭示立法分类生成背后的逻辑机制,并提炼出立法分类编纂中应遵守的形式规则和实质规则。掌握立法分类的内在逻辑和科学方法,能够帮助立法者在立法实践中实现“精准定义、分门别类、各得其所”的立法科学化要求,最终实现科学立法之目的。

习近平关于立法工作重要论述的创新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立法工作。习近平关于立法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立法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创新性贡献。在本体论层面,这些重要论述立足于国家政治活动的宏观视野,深刻回答了“立法是什么”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的本质;在认识论层面,这些重要论述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论,创造性地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以良法,促善治”“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等认识论命题,从法律的辩证关系中揭示法律认知的内在逻辑;在方法论层面,这些重要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兼顾”的立法方法论;在价值论层面,这些重要论述强调立法要以人民为中心、守护社会公平正义、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立法的价值观。

论法律数字化的功能、可能风险及其优化

法律数字化现象是一个长期未被理论法学界足够关注的重要命题.举凡法律文本.定然离不开数字.数字承载了法律的确定性特质、强化了法律的正义品格、降低了法律移植的难度.甚至部分法律规则还因可数字化程度高而获得普适性.然而.遍布于法律文本中的数字.也容易弱化法律的道德性、导致法律激励机制的扭曲与异化.过分依赖于数字还会强化“家长主义”立法倾向.法律数字化的优化是一项复杂的法律工程学任务.需要区分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程序性规范与实体性规范、行为模式要件与法律后果要件作不同侧重.并利用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充分关照社会基础关系的动态特质.革新、改进数字在法律中的具体呈现形式.基于立法方法论视角重新认识法律数字化这一命题.或许可以成为化解制度痼疾、提升立法品质的重要抓手.

对制定效力体系更加完整的《长江保护法》的几点思考

以国家做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大决策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该重大决策的重要讲话为契机,《长江保护法》的立法工作已提上了议事日程。该法应当确立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等先进立法理念,并且应当是一部兼顾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以及流域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功能的综合法。从长江置于中华民族的重要性、长江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来看,尽快制定《长江保护法》意义重大。在制定该法时,应当从制度设计精细且执行力强、与相配套行政法规等保持同步效力以及同步调整与其他相关法规的效力关系等方面,改进立法方法,提高立法技术水平,使制定的《长江保护法》能够成为一部效力体系更加完整的法律。

论科学立法的科学哲学证成及其整合策略

立法的科学性仍然是立法学中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论题。为了重新省思“科学立法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本文从逻辑实证主义、社会历史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代表性的科学哲学观点入手,简扼勾勒了三种观点项下的科学立法证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批判实在论取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继而提出科学立法的结构—机制整合策略。这种整合策略的要旨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提倡一种从外部的、科学哲学的视角,而非单纯局限在内部的、法律人的视角;第二,在精确的自然科学意义上,建构一门有效的、解放性的立法科学是完全可欲的,为了实现这种可欲性,立法者/立法工作者应从社会机制出发并以寻找最具解释力的社会机制为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