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主体扩容的共性与差异——兼论新疆地方立法权主体的调整模式

《立法法》修改赋予全国范围内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立法主体多元化与单一制国家之间是否会增添新的矛盾,受到学界普遍关注。为此,需要厘清立法主体扩张的缘由,探讨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此外,还需要关注《立法法》相关制度设计,讨论其中为防范地方立法主体扩张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也就是既有制度安排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新疆在贯彻《立法法》修改中应当遵循的共性原则以及与其他省市存在的差异。

对《刑法修正案》立法权主体的反思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是内容上的替代和形式上的同一关系,不同于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主体必然不同于单行刑法,而我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刑法修正案,实际上也是有违宪法规定的,因此对其立法权主体错位的问题值得反思。

论我国“法制统一”的保障体系——兼评修正后《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2015年春天修正后的《立法法》新赋予235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享有立法权主体的数量骤然增加。多元的立法主体与作为单一制的国家体制之间似乎产生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为此人们产生某种担忧亦属自然。本文正是循着这一问题线索,对建国六十多年在立法领域发生的制度变革进行梳理,认为我国法制统一原则的制度保障已赫然鼎立。《立法法》为我国法制的统一提供了重要的途径与手段,从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法律优先原则扩大化适用到规范性文件的备案与审查,架构了融事前与事后监督于一体的四道防线。

论设区的市立法权限

2015年修改的《立法法》(以下简称新《立法法》)实现了我国立法体制的重大变革,依法赋予T所有设区的市立法权,使得设区的市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立法层级,也使得地方立法主体得到了大规模扩容。但为了避免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滥用,新《立法法》既“赋权”又“限权”,即在大规模扩大地方立法权主体的同时,又对设区的市立法权限做了明确限定,进行了“收窄”,但其规定得比较抽象、模糊,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