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权威视角下的“执行难”问题

立法权威做出的决定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都有道德上的极端重要性,能够改变人们的行动选择和生活预期。但不是所有的立法都会被普遍遵循,司法实践中常常出现“执行难”问题,是因为制定规则的人与执行规则的人之间没有共享一致的行动。在立法者、规则制定者和受众之间需要有一套共享的理解规则的背景,这样才能接近规则之治、理由之治的状态,而不是简单粗暴地让法律强加到受众身上。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各方角色处于一种和谐的互动模式,这也是法治寻求的目标。

从司法宪制主义到立法者的法理学——一个对传统宪法审查理论的反思

建立在"法律""政治"二分基础之上的传统法律/司法宪政主义的宪法实施模式,逐渐遭遇英美法律世界反对司法审查的批判,宪法学者多强调"宪法(释义)学理纪律的强化",以各种原则、理念、学说、技术来限制和回应司法权力的扩张。但具有包容和化解一般性法律分歧、论辩和法律权威之间紧张功能的立法活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先于司法审查的问题,只有多数立法模式的成功运转才能减低后续宪法审查面临的反民主诘难。同时宪法审查也不仅仅是宪法对立法的审查,也意味着对议会民主政治的纠偏。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宪法审查制度相呼应的民主立法理论,从而打破"立法黑匣子"问题,重新恢复立法的尊严。

刑法主观解释论的提倡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获得确定、合法而合理的解释结论,刑法解释的立场必须以这一目标为导向。刑法客观解释论受到本体论诠释学的严重误导,携带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强大基因,而且与我国《立法法》的规定直接冲突,应该加以否定。根据刑法主观解释论的要求,刑法解释者必须尊重立法权威,保持向立法原意无限靠拢的姿态。立法原意并非立法者对于将来出现的事件在适用刑法上的具体看法,即所谓的适用意图,而是一种观念,即立法者通过创制具体刑法规则来彰显和保护特定价值的抽象意图。立法原意中的价值预设对于刑法解释具有指导作用,是刑法解释成功与否,即是否达成确定、合法与合理解释结论的终极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