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优化的面向

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主要通过《宪法》《立法法》予以体现和完成,涵盖国家立法权的行使主体、权限、权能、程序、授权和监督等内容,直接影响着立法体制机制的健全和立法质量的提高。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尚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至少仍然面临着失衡、失调、失信和失控四重困境。走出我国国家立法权配置的四重困境,需要有针对性地关注确权、分权、授权和控权四个具体优化面向,做到科学确权、合理分权、规范授权和有效控权。

论我国设区的市对雄安新区立法权配置的启示

雄安新区作为践行国家新发展理念的现代化试验城市,合理的立法权限配置是为其发展提供法治保障的前提。通过分析设区的市立法权行使困境,以设区的市立法权限为依托,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家赋予新区建设的创新先试优势,探索合理扩张立法权的可能性,并根据新区当前规划与实际需要,优化立法工作机制,适应京津冀协同大局,构建更具创新性与开放性的立法权配置方案。

我国房产税立法权合理配置研究

立法权的合理配置是提高房产税立法质量的逻辑前提。在现代宪政视野下,房产税立法权的配置应奉行一种"复合均衡"的配置模式。这种配置模式具有多元合作的税权分治、人权导向的分权配置、多元参与的立法进程、协商共识的程序机制等基本特征。为推进房产税立法权的合理配置,我国应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并在立法理念、统一模式、法律效力层次、程序机制等方面采取相应的立法对策。

税收立法权的配置

税收立法权是立法权在税收领域的延伸,是关于税收事项立法的权力,其权力配置包括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纵向配置以及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横向配置。税收立法权配置制既要满足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又要遵循一国的立法体制。我国税收立法权配置纵向地方权力严重缺乏,与地方政府职责不相称;横向税收立法权过多地由行政部门行使,有悖于我国立法体制以及立法规范。因此,有必要有限制地扩大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同时严格规制税收行政立法。

我国立法权的内在构成及其配置原理的完善

我国地方先行立法的权限难以界定。解决这个问题,需厘清我国立法权所包含的形式采用权、事务管辖权和规则设定权三个成分及其关系。目前,立法权的配置单纯依据法的形式与位阶,忽视了“事务的性质决定处理事务的方法”的基本规律,导致地方立法能力与任务不匹配。立足于立法权三个构成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仅应根据法的位阶配置事务管辖权,更应按事务的性质配置规则设定权,从而从权力层级配给制走向事务性质配给制,使地方立法的规则设定权与事务管辖权相适应。事务性质配给制仍应受事务权限、法律位阶、法律保留、备案审查等制度约束。在它们的节制下,地方立法不当行使规则设定权的风险小且可控。即便如此,为稳妥起见,向事务性质配给制转换仍须分授权和修法两步走。基于此,地方先行立法时应同时行使上位法的事务管辖权与规则设定权,且后者须根据前者来确定。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审慎立法的困境与路径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审慎立法对提高立法质量、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作用不可或缺。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审慎立法密切相关,审慎立法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审慎立法面临立法活动频繁、立法程序适用不规范、立法过于迎合民意导致法律适用困难等诸多困境。要解决审慎立法面临的困境,需要重视立法风险评估、严格遵循立法程序、优化立法职权配置,促使立法者审慎立法,以期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试论税收立法权

税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取得财政收入,在税收立法、税款征收、税务管理、税收司法等方面的权利或权力。其中,税收立法权是税权的核心和基础,是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修改、补充、解释和废止税收法律法规的权力。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考察我国税收立法权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我国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的完善思路。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三步确界与修法方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核心且以行政立法权、监察立法权和军事立法权为补充的更优的“一元三系”立法分工体系,监察权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进而有利于织密权力监督之网。当前的紧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以在推进监察法律规范体系立体建设的同时保障监察法规制定权规范演进。利用“三维考察+三层掘进”的阐释模型耙梳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可以为执行监察法律、监察直接相关法和间接相关法的规定,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执行性立法,也可以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就领导性管理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还可以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权,就法律的相对保留事项和监督性管理事项进行授权性立法。接下来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制定监察法规的立法权限、形式和备审等内容作进一步规范,以备我国《立法法》修改之需。

规范视野下的地方性事务

作为地方立法专门概念的“地方性事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亟待对其内涵开展规范分析。其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解读“地方性”的进路面临标准的定位、取舍和排列难题及“地方特色”的界定与适用困境;“地方性事务”的整体解读进路依托权力清单、“三定”方案、央地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等政策工具,但面临标准的权威性不足等难题,行政事权与立法事权之间也存在本质差异。对此,应首先通过规范分析,明确以《宪法》第100条为前提、《宪法》第104条为核心、《宪法》第107条及《立法法》第82条为重要辅助的地方性事务规范结构,再分别缓解前述两种进路的各自困境,进而构建六阶递进的动态判断体系,综合运用立、改、释多元手段,最终实现对地方性事务规范内涵的全面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