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标准法构想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立法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新时期,迫切需要将其纳入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系统中加以规范。为了更好的贯彻实施立法法,规范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行为,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文章依据法理学原理,结合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实践,系统探讨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标准法,分析了制定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标准法的客观必然性,界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标准法的调整对象,阐释了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标准法的标准化内涵。

制定“立法标准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原则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过近40年的立法,已从规模立法进入精细立法阶段,相关立法主体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其中包括技术经验。及时地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术要求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所有的立法主体,使我国立法统一在一致的标准体系中,使整体水平得到提高,是这个阶段立法的当务之急。我国应当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长期以来用以指导立法活动的内部规定和国务院颁布的相关技术规范加以整合,使之成为一部有着较高位阶、对我国所有立法主体均能发挥规范效力的"立法标准法",以指导当前各级各类立法主体的立法行为。制定"立法标准法"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应当将"立法标准法"作为《立法法》的下位法,集中规定立法中的技术问题。同时,"立法标准法"应当从技术规范角度设定立法责任,以此来弥补《立法法》无法律责任的问题,并采取"可统一规范原则""小体量原则"和"不设下位法原则"。

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标准

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具有社会现实层面的依据,但单纯回答事实层面的问题不足以说明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的正当性,关键在于从社会事实上升为刑法规范的标准是否科学、合理。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需具备三个标准:从实质层面而言,风险社会中部分预备行为当体现刑事不法性;从法益保护范围而言,预备行为实行化保护对象应是重大集体法益;从形式层面而言,预备行为实行化立法需具有体系性及类型性。

法治国家立法标准的经济学思考

法治国家的立法需要符合经济学的规律,即最大限度地降低法律运作的预期总成本,最大程度提高法律运作的预期总收益。本文拟从立法的控制范围、立法的精确度、法律正逆向激励、司法中的再立法标准等几个方面,确立具有经济学意义的科学立法标准。

中国宪政立法应以法美学思维建构评价标准

通过检讨法学史上关于立法标准的几种观点,指出当代中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美学观为指导,确立立法评价的一般标准,同时结合当代中国宪法修改的实践,提出当代中国宪法修正案从法美学思维出发应当遵循的五大主要评价标准。

在规范与现实之间:我国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重构

设置地方立法质量评价标准(以下简称"评价标准")是评价地方法治水平的逻辑起点、实现地方权力制约的前置保障、加强人民权益保障的内在要求。检视当下,一方面,传统单一行政主导的以秩序为中心的维稳型标准模式、以文本为中心的技术型标准模式、以利益为中心的功利型标准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法治新形势;另一方面,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标准杂糅于单一主体,导致地方立法质量评价功能式微、评价制度形式化和评价效果不尽如人意。文章基于对国内外评价标准的比较和反思,提出"国家—社会—公民"三元视野或分析框架下的良法善治型评价标准体系,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建构和实施该体系的保障条件,以期为推动标准体系理论研究和提高地方立法质量贡献智识。

立法后评估标准的不同视角分析

立法后评估标准对评估指标的设定和构建具有导向作用,直接影响到评估指标的目标定位和涵盖维度。如果评估标准不科学、不合理或不具有可操作性,将导致评估结论缺乏客观与公正,甚至产生负面效应。在立法后评估标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其指标设定的内容可以体现不同的法学立场和观点,但单一视角下的评估标准往往存在合理性与局限性共存的特点,故研究和构建科学合理的立法后评估标准应当汇集不同法学研究视角的合理元素,使评估结论尽可能地接近科学、客观与公正,避免对立法决策产生不良导向。

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质量标准初探

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质量已成为目前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功能的重要课题,提高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质量除了应当正确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外,还需从合法性、正当性、科学性、自治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构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质量标准,以作为评价、检测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质量高低、优劣的依据。

论立法评估标准的功能、内容与定位

立法评估标准是立法评估理论的重要组成,其有着价值导向设定、定性定量评价、完善修改立法的功能与作用,是保证立法评估过程和结果客观公正的主要依据。立法评估标准主要由规范、技术、成效和校正四个维度构成。未来立法评估的发展趋势应体现体系化、多元化与数据化的特性。

声音

不论是“小快灵”立法还是“大块头”立法,立法标准、立法程序、立法质量都是一体要求的。不能因为“小快灵”而降低立法质量、突破立法程序。从某种程度而言,“小快灵”立法的起草准备过程要求更精细,前期工作投入更大,质量标准更高,这就要求立法工作更专业细致。

浅谈我国地方立法质量

本文概述了我国地方立法状况 ,衡量我国地方立法质量的标准、影响地方立法质量的因素以及提高我国地方立法质量的对策。

论立法上的平等

我国宪法和法律理论界通说认为,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指适用法律平等,而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事实上,这个源于过去法律本质是其阶级性的观点,随着理论界对法律本质讨论的深入发展,应当重新讨论和研究被长期否认和忽视的立法上平等的问题。立法上平等不仅为各国通说,而且也是各国违宪审查制度的重要理论基础,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了立法上平等,宪法规定的违宪审查制度,就是立法平等的宪法依据之一。强调立法上平等,并不排斥国家根据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理由,在立法上区别对待,但国家不得制定不平等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不平等的规范性文件。这在我国法律现实中,已经成为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金融刑法分类标准的理论解读

金融诈骗罪的立法模式显然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存在不同,前者是诈骗行为在金融交易领域的体现,侵害的不仅仅是公私财产权,更包括对金融交易秩序的侵害。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显然立法者希望将此类诈骗行为重点规制,将金融诈骗行为的构成要件采取了类似行政刑法立法的处理,其既难以归入典型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也特殊于一般诈骗,形成当前立法的现状,是理论的修正也是政策的使然。

论企业立法指导思想的转变

我国现行企业立法的指导思想是以国家本位为基本出发点,以弱化企业的商品经济属性为重要特征,以所有制性质为主要立法标准的。

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初探

改革开放２０年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中外合资企业、外资合作企业、中外企业为调整内容的三资企业立法体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随着加入ＷＴＯ工作的展开，现有外资立法已表现出诸多的不足与缺失，它们既表现在立法技术上的落后，又映射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识上的偏差。

论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立法规制路径

近些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数量呈增长的趋势。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罪,我国《刑法》目前是以诈骗罪进行规制处理,但是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案件数量不断增长,诈骗犯的作案手段不断“升级”,现行的法律不能够对电信网络诈骗进行更好的规制,需要增设“电信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分别从电信网络诈骗的现存困境、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增设“电信网络诈骗罪”的具体立法措施三个大方面进行了论述,通过研究表明,单独成罪会影响原有的刑法条文秩序,可行性不高,故可以在诈骗罪之后增加一条,作为二百六十六条之一,采取叙明罪状的方式表达。

基于法学视角的环境标准问题研究

环境标准属于技术性法律规范,其技术性决定了必须由专家参与,但其作为制度规范价值意义上的考量,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以及颁布生效方面,都离不开法学视角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