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审视及其改革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这对以立法主体主动建构规则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法尤为重要。经过多年改革,当前我国的经济立法在立法动因上体现出政策驱动性和实践回应性,在立法体系上体现出横向协同性和纵向续造性,在立法模式上体现出授权性和试验性,促进了经济立法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存在对多元立法目标平衡不足、立法权配置的整合与统筹不力、对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效果评估不够重视等问题。对此,应以规则合理性为标准,进一步深化经济法立法路径的改革,重点加强立法主体的说明解释机制,促进经济立法权的合理分配与整合,致力于立法合理性最大化,并构建和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的自贸港立法创新研究

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海南自贸港的法定目标。全球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则是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国际化发展导向。自贸港法治创新是引领、促进和保障自贸港建设的法治化要求,立法创新成为自贸港法治创新的动力源,是构建自贸港法治体系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推动自贸港立法创新,构建自贸港法规体系,争创自贸港法治体系新优势,是自贸港法治建设的新思路。坚持党的领导和法制统一,是自贸港立法创新的优化路径基础。规范性原则,是自贸港立法创新的路径要求。精细化立法,是自贸港立法创新的精工路径。对标国际化发展,是自贸港立法创新的趋势所向。

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与纾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跨级区域协同立法作为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形态,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推动国家重要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跨级区域协同立法具有巨大的现实需求,2023年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为区域协同立法制度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践中,由于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各立法主体间存在层级差异与权限差异,在立法合法性、立法权限、立法主体平等性、立法程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阻碍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发展。可以通过法律解释方法、遵循地方立法权的“最大公约数原则”、建立健全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特殊备案与生效机制来纾解跨级区域协同立法的现实困境,完善区域协同立法运行与保障机制,有效适应新时代区域高质量发展要求。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之再认识——基于现有研究与实践的反思

设区的市立法权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范围控制”与“赋权节奏控制”在实践中并未发生作用,意味着这一条款存在效力与实效性相脱节的问题。在法政策学的层面,从我国立法权纵向配置的基本逻辑——“法制统一”与“分级治理”原则在地方立法领域所展现出的紧张关系中,可以对这一条款效力与实效性的矛盾关系作出合理解释。在法解释学的意义上,只有对这一条款作客观目的解释,探求其在“今日法秩序中的规范意义”,才能获得适切的、符合我国立法体制整体发展趋势的解释方案。这一条款中的立法事项规定不应被视为“立法事项范围控制”,而是提示地方立法重点领域的“例示”规定。这一解释方案无论是在学理上或是在立法制度、立法实践层面,均具有充分的正当性,还为解决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参考方案。

论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的规则

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可以规避自治过度对公共性的破坏,但行政立法权可作用的民事活动范围在规范层面并不十分清晰,加之《民法典》第153条在司法适用中有被误用的趋势,实践中行政立法权对民事活动的介入呈现过度之势。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必须秉持尊重自治原则,在立法层面,需诉诸法律保留范围的改造与强制性规定内容的重新解读;在司法层面,应借助“例外有效”条款的解释来降低行政立法权过度介入民事活动的风险,提高行政立法权作用于民事活动的效能。

中央和地方立法权关系视野下的民营经济立法研究

高质量立法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保障。民营经济立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并为其提供法治保障的重要路径之一。本文以民营经济立法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中央和地方相关法律制度,从民营经济概念的嬗变、立法内容、立法困境等方面,对民营经济立法现状进行分析。通过中央和地方立法权的合理分配,进一步提出中央层面应围绕平等保护、公正对待、促进发展等价值目标,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型”立法;同时加快地方立法,作为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有效补充。从中央到地方,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使得民营企业受到公正对待、得到平等保护,在良好稳定的法治预期环境下,增强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实现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区域协同立法的属性与原则阐释——以新修订的立法法为背景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3年立法法的明确授权,区域协同立法作为我国立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在规范和实践层面持续、深入发展,回应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了新时代我国法治建设的生机与活力。明晰区域协同立法的立法权力属性并提炼出基本原则,是开展区域协同立法的重要前提。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项立法权,本质上属于地方立法权的一种新形态,为妥当处理跨地域立法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非对地方立法权限的扩张,其效力也并未突破地方范围。基于此,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应当遵循地方立法的一般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严格界定协同立法的权限、科学规制协同立法的过程、有效加强协同立法的机制建设、切实提高协同立法的制度效能。

地方立法权“再扩容”对基层治理的双重影响及实践优化

2023年我国修订实施的《立法法》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权的法定事项范围,在本质上是针对地方立法权的一种正向“再扩容”。基于此种“再扩容”的现实背景,有必要探讨其对基层治理本身产生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积极意义体现为基层治理的非正式经验能够转化成正式制度,并且为之提供充足的法治保障,提升现阶段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理性化水平。另一方面,消极影响则表现为立法者将基层治理纳入地方立法事项之中,可能使得原本强调便捷灵活的基层治理实践陷入被动僵化的现实困境。据此,在地方立法权“再扩容”背景下推动基层治理的实践优化,应当强调法治原则的正向辐射作用,促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交互,以及积极扩大公众参与,以提升社会可接受性。

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典范——定西市以“国字号”品牌为牵引全面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

定西是全国最早探索建立立法联系点的地区。2001年8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有关法律草案到临洮县征求意见建议,当时的定西地区和临洮县都没有地方立法权,但基层人大的工作人员多次凭实践经验,对法律草案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这引起了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视。以此为契机,省人大常委会着手部署建立立法联系点。2002年底,“甘肃地方立法联系点”在临洮县挂牌。2015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确定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时,临洮县人大被列入其中。

发挥地方立法引领力 谱写襄阳法治新篇章

“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赋予所有设区的市享有地方立法权,明确规定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针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

试验性变通立法权的渊源、问题与完善

2000年《立法法》正式确认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形式,2023年《立法法》修改,将浦东新区法规、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纳为全新类型。这三者皆是特定时代背景下赋予不同区域的试验性变通立法权。目前,此类立法权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授权规范不明确,存在着保留事项、立法限度等理论之争,实践中立法权滥用现象明显;另一方面,相应的监督制度不尽完善。当下,需要进一步明确试验性变通立法的授权规范,并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督机制。

关于区级人大加强立法参与工作的若干建议

区级地方人大虽然没有立法权,但具有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百姓的优势,能更好地汇集民意、聚合民智,发挥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化,以及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黄浦区人大参与地方立法工作得到了普遍加强。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服务科技创新实践对厦门的若干启示

1994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授予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权。三十年来,在科技立法工作的引领及保障下,厦门市科技创新事业已取得一系列骄人成绩。本文通过对厦门经济特区立法服务科技创新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概述厦门经济特区已取得的科技创新成就,剖析目前存在的不足;对标深圳经济特区,在深入研究深圳立法服务科技创新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可参考借鉴的经验做法,提出对厦门的启示及建议。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鹰城实践的立法新篇章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自2015年平顶山市获得地方立法权以来,已先后制定涉及优化营商环境、汝瓷文化保护、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传统村落保护等方面内容的地方性法规12部,目前正在审议农村自建住房建设管理、电梯安全管理等条例。在这一串数字的背后,一幅幅聚焦中心、服务大局、彰显人大作为的生动画面跃然纸上,一部部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可操作性强、务实管用的法规守护着人民生活安康、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在时空的坐标上镌刻下鹰城立法的闪亮印记。

地方立法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办的部分省(区、市)地方立法工作交流会上获悉,近年来,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把提升立法质量摆在突出位置,健全完善地方治理急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规制度,制定出台一批符合地方实际、具有地方特色、务实管用的地方性法规,在加强地方立法、提高立法质量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厦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带头支持保证人大依法履职,在加强法治建设、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前瞻性探索实践,对做好地方人大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兴办经济特区,授予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我们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地方生态环境立法研究

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扩大了地方立法主体的范围。2023年,《立法法》进一步修改增加设区市可以开展立法的范围,我国地方生态环境立法具有总体数量保持高速增长趋势、环境立法中又以市容环境为中心的综合环境立法居多的特点。新获立法权的地方立法机构在生态环境立法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地方立法机构在立法中要想深入推进地方环境立法工作的开展、健全地方环境立法制度,就要继续完善地方立法权限制度和地方环境立法运行机制,提升地方立法水平能力,以及发挥地方区域优势,充分结合地方特色,健全自然环境保护制度。

邢台市文化遗产之地方立法探讨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根据立法法、河北省及邢台市地方立法条例规定,邢台市作为设区市拥有文化遗产地方立法权。在国家与河北省文化遗产上位法基础上,邢台市有文化遗产专项地方立法实践,但是存在立法范围、地方特色与法律责任方面的不足。邢台市文化遗产地方立法应当构建综合立法模式,细化政府责任,采取分类保护与利用措施。

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路径与规范建构

第二次立法法修改增设了区域协同立法制度,这是对我国立法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贯彻,有助于发挥立法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当下我国已形成了多样化的区域协同立法实践,但从国家法的层面,依法享有协同立法权的主体仅限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于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的数量要求及可否跨级协同立法等,我国未做明确规定,同时,对区域协同立法权的行使、区域协同立法协调机制、区域协同立法程序等也未做规定。区域协同立法制度的完善,应当重点从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立法权、立法协调机制及立法程序四个方面展开,适当扩大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的范围,对跨级的区域协同立法行为不可一概否认,对区域协同立法主体的数量做必要的限制;对区域协同立法权的行使做必要的规制;充分发挥上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在区域协同立法中的协调作用;进一步拓展沟通交流渠道并从立法规划和计划、起草、提案审议、公布、批准、实施、监督等方面完善区域协同立法程序。

地方立法权扩容背景下的法律体系融贯

融贯是法律体系有效存在的必要条件。实践中的命题体系既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大的高度融贯状态存在,也能够以相互支持力度小的低度融贯状态存在。对融贯的不断追求,是法律体系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方式。《立法法》授予设区的市立法权后,地方立法权扩容,地方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地方立法权扩大有助于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但也会导致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法律规范抵触,产生立法割据、立法碎片化的风险,削弱法律体系的整体融贯程度。法律体系的融贯,既有赖于科学的立法活动,也有赖于高质量的司法裁判活动。在立法层面构建融贯的法律体系,应在坚持宪法至上原则的基础上重视备案审查工作,建设良好的地方立法质量提升机制。单纯依赖立法者并不足以完成法律体系融贯重构的重任,法律体系的融贯化,还依赖司法过程中法官的理性裁判。法官积极援引并建构性地解释地方法律规范,有助于法律体系融贯程度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