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我国数据犯罪立法的反思和重整

《数据安全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宏观理念不协调、具体制度的代际落差、面向数据与信息“二元”立法的整体预案落空等规范“脱钩”问题。应统筹把握立法的主要内容、排列立法的重难点及主次逻辑、科学处理两法衔接的标尺与边界等。具体立法清单为:宜增设第151条之一暨数据、个人信息非法出境罪;增设第226条之一暨扰乱数据交易管理秩序罪;增设第231条之三暨妨害数据正当竞争罪;修改第285条第1款暨破坏重要数据、敏感个人信息安全罪;修改第285条第2款暨非法获取数据、个人信息罪;修改第286条之一暨拒不履行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管理义务罪;增设第286条之二暨破坏数据、个人信息安全罪。

建党百年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的历程、经验及完善对策

建党百年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经历从无到有、从简约到细密的过程,现已形成较为科学完善的反腐败犯罪立法体系。百年反腐败犯罪立法昭示:坚持依法反腐与依规治腐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反腐败机构建设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腐败犯罪变化的统一,坚持惩办从严与从宽的统一,坚持反腐败犯罪立法与严格反腐败执法的统一。随着时代的变迁,各种腐败变种层出不穷,未来反腐败犯罪立法的重点是:增设新罪名,扩大腐败犯罪对象范围,严密腐败犯罪法网;加强反腐败犯罪立法与《监察法》的衔接,化解立法矛盾;加强反腐败犯罪立法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实现纪法统一;加强反腐败犯罪执法,保证腐败犯罪立法的现实化。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与规律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是以七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的方式不断向前演进的,这种演进包括对罪名的增设、对罪状的修改、对法定刑的设置。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有其逻辑与规律可循,在立法理念上,其与市场经济刑法理念协同发展;在罪名设置上,金融犯罪罪名愈加细致、罪状渐趋科学;在处罚力度上,金融犯罪刑罚兼具重刑的宽缓化与轻刑的趋重化。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尚存一些问题,如刑法典对金融犯罪的编排突破了以客体为分类依据的原则;证券与期货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相同,内幕交易罪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共用同一法定刑有欠科学;对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修正不同步;金融犯罪法定刑的设置有欠精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应当在今后的立法进程中予以克服。

现代环境犯罪及立法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环境犯罪的现代化对现有的环境犯罪立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环境犯罪立法的现代化已迫在眉睫。如何有效实现环境犯罪立法的现代化?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思考:环境犯罪概念的现代化与非现代化;环境违法行为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环境犯罪的重刑化与轻刑化;环境犯罪的集中立法与分散立法。

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法:历程、反思与前瞻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为了适应惩治贪贿犯罪的需要,我国立法机关高度重视贪贿犯罪立法,但仍然没有改变“厉而不严”的立法模式,法网不严密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未来完善我国贪贿犯罪立法模式应当是“严而不厉”,基本设想是:放宽贪贿犯罪构成,严密刑事法网;进一步提升“情节”在贪贿犯罪中的法律地位;完善行贿犯罪立法;贪贿犯罪罪名体系由“二元制”回归到“一元制”;贪污罪、受贿罪分别设置法定刑;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改造无期徒刑;完善财产刑和资格刑;废除特权立法,实现从严治贪。

我国网络犯罪立法前置化:规范构造、体系检讨与路径选择

在刑法调整范围日益扩张的现实下,我国关于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总体上呈现出对传统法益保护前置化的态势,其技术路径则主要体现为预备行为与帮助行为的实行化;宏观上我国社会情势的急剧变化和微观上传统刑事法理的“不适”导致网络犯罪的前置化立法具有某种实践正当性,但刑事法网的过度扩张亦可能引发集体法益的抽象化、刑事处罚边界不明、刑法体系内部不协调等难题;刑法教义学中的共识性命题在不断调试过程中于网络犯罪立法亦应遵循,从而求得法益保护与犯罪圈扩张之间的平衡。

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分析

在法定犯即将到来的时代,食品安全犯罪应适时地调整为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当前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调控范围过于狭窄,应拓宽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和行为方式。食品安全犯罪在法定刑设置上存在法定刑过于宽泛、非监禁刑与资格刑的阙失等诸多问题;在当前不能完全取消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死刑的情势下,将食品安全犯罪的死刑适用主体限定于"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妥当,以彰显严格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

论犯罪预备立法之完善

我国的犯罪预备立法较为粗疏,且过于苛厉,与国外刑法原则上不处罚犯罪预备的普遍作法大异其趣。这种现状造成了刑法理论上的混乱和刑事司法中的困惑。从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预备与预备犯是否作了区分这一问题切入,对如何准确理解现行法进行探讨,以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并借鉴国外有关的立法经验,这对完善我国犯罪预备立法具有重大意义。

略论日本的期货犯罪立法

期货犯罪是随着期货交易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经济犯罪,它对期货交易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秩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为了保障期货市场的健康运行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凡建立期货市场的国家,大都很重视利用刑罚手段惩治这种经济犯罪。本文拟就日本的期货犯罪立法略作评介。

我国气象犯罪立法的应然性研究

气象犯罪是环境犯罪的一个分支,但是气象犯罪具有一般犯罪的典型特征,同时也具备典型的行业性特征。我国对气象犯罪的概念并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界定,在对其进行研究时,必须从应然性角度出发,对其涉及的法益性质进行阶层性分析,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适当的开拓。同时,从可行性的角度提出"大气污染罪"设立的刑事立法建议,完善我国气象犯罪立法体系。

我国刑法修改与期货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修改与期货犯罪立法顾肖荣近年来，在世界许多国家，期货交易中的犯罪活动猖獗。期货交易既有商品期货交易，也有证券期货交易。在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５年５月期间，我国国债期货交易（证券期货交易的一种）的交易额大大超过商品期货交易额，也超过证券现货交易额...

关于我国期货犯罪立法的探讨

期货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完善，期货市场也在我国逐渐兴起，期货交易严重违法行为会严重侵害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害国家。企业、个人利益。根据我国期货交易现状、趋势以及国外经验，在刑法典中应增设“期货犯罪”这一新内容，具体指：在规定证券犯罪同时规定期货犯罪，以及对利用期货交易工具进行欺诈行为和利用国有企业财产进行期货投机交易，给国家和个人财产造成重大损害者应受刑法惩罚。

计算机犯罪立法及完善

本文结合刑法有关计算机犯罪的规定，对计算机犯罪的类型及罪名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计算机犯罪种类繁多，可以分成多种类型。作者对六类计算机犯罪行为即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计算机间谍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盗用计算机系统信息资源犯罪、计算机金融资产犯罪、滥用计算机犯罪作了研究。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立法探究

近些年来,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给人们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与重大损失,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食品药品的"四个最严监管"。有必要以此为起点,加快我国在食品药品安全方面的立法,建立健全我国食品药品安全保障体系。

关于风化犯罪立法的完善——以东南亚3国与中国的立法比较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东南亚国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泰国、越南、新加坡3国与中国关于妨害风化犯罪的立法比较,发现其各自不同的法律特色;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法律文化上有诸多共性,这对我国法律的完善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我国黑社会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与完善

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刑法典第294条和其他关联条款为主体,以刑法修正案和相关法律解释等法律文件为补充的黑社会犯罪刑法惩治体系,人们对黑社会犯罪的认识正在不断深化,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相互影响也日渐增强.然而,由于规范与事实间存在的固有间隙,我国黑社会犯罪立法在观念上还存在较多问题与缺陷.若有效地与黑社会犯罪作斗争,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根据黑社会犯罪的演变过程与实际的发展形态来完善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法体系.

反腐新常态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需要注意修改条文和刑法原则的一致性以及新罪名的及时确定性。在贪污受贿罪数额和情节并重模式中要考虑情节犯理论影响下的四大因素。加大惩处行贿罪的同时要避免在受贿罪从宽情节方面对刑法总则的违反,建议去掉减少损害后果这一法定从宽情节;行贿罪需要参照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设立数额标准,但不应舍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方面要件。我国应在立法上将贿赂犯罪标的范围从财物扩展到财产性利益,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刑法修正案本身的反思则不应局限于如何组合现有的修改方式,而应放眼整个刑事法领域的维度,推行经济犯罪(刑事)立法一体化的研究和落实。

我国犯罪预备立法与法治的矛盾及批评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宏伟目标的确立,我国刑事立法上的那种不作区分,原则处罚犯罪预备的立法已显得不合时宜,且与法治理念中的法律至上,人权保障,司法公正原则相冲突。预备行为是否入罪,不仅仅是制度设计问题,深藏在其后面的是对法律价值的认识问题。重新建构我国犯罪预备立法,使其与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相适应,已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