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理性之反思:以修正案为视角的考察

自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我国已经对刑法典进行了八次修正以回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修正案所涉及的罪名、法定刑变更,整体上呈现了"以严为主、宽严相济"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过分考量民意,导致部分罪名之设立违背了刑法谦抑性之基本要求;部分行为独立成罪违反类型化的刑事立法技术;对总则内容的修订主体与程序有过于随意等缺陷。

一种基于理由概念的规范性立法理论阐释

当下立法理论的知识图景中缺乏关于立法的规范性分析,主流立法理论面临着规范性的缺憾。作为政治决策活动的立法亦是一种规范性实践,从法理学视角规范性地研究立法可以较好地填补规范性立法理论的空白。依照此种方式构建起的规范性立法理论在学理定位上应隶属于规范性法理学,其实践旨趣是通过促进立法的理性化,进而提高立法质量。规范性立法理论从立法者理性行动过程来展开对立法理性化的分析,引入理由概念后,理性的立法要求立法者基于理由而行动,以理由作为概念工具可以建构起一套理想的规范性立法理论。基于理由概念的规范性立法理论具有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需要从原理上说明立法者如何基于理由而行动以及理由如何具体地塑造立法的理性;而规范性立法理论实践抱负的实现则要求它同时向立法者提供一套运用理由以理性立法的方法论。

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审视及其改革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这对以立法主体主动建构规则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法尤为重要。经过多年改革,当前我国的经济立法在立法动因上体现出政策驱动性和实践回应性,在立法体系上体现出横向协同性和纵向续造性,在立法模式上体现出授权性和试验性,促进了经济立法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存在对多元立法目标平衡不足、立法权配置的整合与统筹不力、对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效果评估不够重视等问题。对此,应以规则合理性为标准,进一步深化经济法立法路径的改革,重点加强立法主体的说明解释机制,促进经济立法权的合理分配与整合,致力于立法合理性最大化,并构建和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试论立法的有限理性及制度完善

立法的有限理性存在的根源表现为立法人员的知识或知识结构的偏失、立法人员的个人偏好、立法中信息源的不足以及立法信息传递的中间层级的失真，由此而可能造成立法质量较低、立法的可操作性不强以及立法成本大，立法效益降低等情况。对立洪的有限理性的制度完善方面主要要在立法中建立专家委员会咨询制度、立法助理制度以及立法听证制度。

论我国遗产税立法的合理性

近年来,有关遗产税立法的问题在学界及社会公众中争议较大。然而,在争议之余,有关遗产税开征的一些理论问题仍未很好地界定。合理界定遗产税立法的基础理论,有利于遗产税的实践推进。因此,在分析论证我国遗产税立法社会背景的基础上,正确定位遗产税的功能,明晰其与个人所得税的区别,才能更好地实现遗产税的价值和目标。

中国现在需要理性立法——反垄断法真的反垄断了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立法速度不断加快。可是,随着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中国可能会出现立法仓促的现象。本文试图以说明《反垄断法》不足为例,阐述我国现在需要理性立法。

司法理性论略

司法理性不仅体现了法官职业的智识性要求 ,也是法律理性化的一种方式。本文从司法的过程分析出发 ,阐释了司法理性概念的内涵及其存在和成长的制度条件 ,论述了司法理性作为实践理性所具有的特征和内在要求 。

食品监管渎职罪立法之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关于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的条款,"两高"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其正名为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根据刑法基础理论,本条款应当表述为食品监管玩忽职守罪和食品监管滥用职权罪两个罪名;从罪名设立的周延性、独立性角度看,食品监管渎职罪之增设明显与刑法类型化理论之要求相悖;同时,从食品监管渎职罪设置之动因上看,也存在着过分注重民意、欠缺对刑事立法理性充分考量的弊端。

现代性与理性主义的亲和性关系研究——论齐格蒙特·鲍曼的理性主义观

齐格蒙特.鲍曼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视角,重新考察了现代性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在现代性的不同发展阶段理性主义所具有的不同表现及其功能,揭示出现代性的发展历程与理性主义演变历史之间的亲和性关系,再次论证了理性主义是现代性孕育和发展的首要因素和推动力量,但同时也是现代性成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的主要原因。

理性与人的自由——康德实践哲学的当代意义

围绕着理性与人的自由的关系,康德反思了普遍的理性法则、超越的理性目的以及自主的理性立法,论证了人的理性自由是一种形式化的自由、超越性的自由和自主性的自由。他关于理性与人的自由关系的思考,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目前正在建设中的现代法治社会、以人为本的社会以及自主创新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康德对人类“希望”的理性奠基

康德的“希望之问”所指向的并不是现世的幸福,而是来世的永福;同时,它也不指向“至善”理念,而是指向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即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对象。“希望之问”之所以能够与“认识之问”和“行动之问”并列而构成对“人之问”的回答,是因为康德试图将“希望之问”同样奠基于纯粹理性之上。因为如不作此奠基,人类对永福之希望很可能由于根本恶的不可根除性而走向破灭。康德对希望的奠基是从道德意念的改善入手的,即善恶对象的概念本质上是出于人类的自由任性,人类只有通过对道德上完善的人性之理念的信仰并借助伦理共同体的力量而在道德意念上战胜根本恶,才有可能使自己配得上上帝的喜悦,从而达成希望目标的实现。

普通法的司法理性及启示

司法理性不同于立法理性的呆板，它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灵活性，当然对法官的专业素质也要求很高。这种近乎完备的司法理性在我国非常之欠缺，提高司法理性的重视对我国法治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醉驾行为刑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醉驾行为的犯罪化,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刑法和刑罚的严重依赖和刑罚圈扩大之惯性使然。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不一定全部都构成犯罪。过分地严密刑事法网和过早地降低起刑点与我国的司法现实存在脱节之处,只是刑法未来发展的一个理想图景。刑事立法应当具有完备的理性,而与民意和领导拍板保持一定的距离。醉驾行为的规制或许在刑罚之外,但也应保持对钱穆制度陷阱的警惕。

醉驾行为刑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醉驾行为的犯罪化,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刑法和刑罚的严重依赖和刑罚圈扩大之惯性使然。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不一定全部都构成犯罪。过分地严密刑事法网和过早地降低起刑点与我国的司法现实存在脱节之处,只是刑法未来发展的一个理想图景。刑事立法应当具有完备的理性,而与民意和领导拍板保持一定的距离。醉驾行为的规制或许在刑罚之外,但也应保持对钱穆制度陷阱的警惕。

论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的限度

刑法早期介入互联网金融领域,使金融犯罪圈不断扩大,也带来了诸如金融行政法律规范与刑法规范的结构性失衡、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刑事立法的确定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司法解释对刑法规范文本的僭越、司法适用中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难以把握等难题。刑法介入互联网金融应当保持合理限度,从而在保障金融安全与促进金融效益中寻求平衡。在立法方面,应当以行政违法性为前提并坚持刑法谦抑性,合理确定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入罪边界;在司法适用方面,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制约,合理并准确把握金融创新与金融犯罪的界限,从而确保立法扩张下的限缩适用。

理性立法模式的司法解释——以刑事诉讼法解释为视角的观察

由于立法奉行简约主义,刑事诉讼法的适用高度依赖立法后的司法解释。我国司法解释权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遵循理性立法模式,侧重于普泛解释,很少用于个案解释。这种单一的司法解释模式缺乏灵活性、及时性,本文主张将司法解释权主体扩大到法官,并实行理性立法模式与法官个案解释模式并行的二元司法解释格局,这将带动案例指导制度向判例制度转型,并需要确立三审终审制度与之配合。

论政治文明建设与人权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建设要以人为本。理性立法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起点,是人权保障的制度基础;政治法治化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依法行政是法治国家执政党基本的执政方式,也是人权保障的基本价值理念;宪政既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又是发展人权的必然手段,更是以保障人权为目的。

数字时代科学立法的法理研究

数字技术将人类文明的秩序状态拓展至全新的虚实同构的数字空间中。科学立法秉承求真向善的价值取向,在数字时代重构着社会的治理格局。数字技术创新在立法领域引起立法内容和立法技术的变革,数字领域不断涌现出新的立法需求,数字技术嵌入立法过程并内化成立法顶层设计的内容。数字时代的科学立法要充分体现数字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构建理性安全向善的数字治理秩序为价值追求,为数字化善治提供制度保障。数字时代的科学立法面临着法律规制模式和法律场景的变化,数字技术发展衍生的新模式新业态带来归责困境,人的法律主体性受到算法秩序的挑战,数字技术介入行政过程会侵扰个体权利的行使空间。通过科学立法稳步推进数字化善治,要设置权利保护的先设机制来预防损害,厘定数字技术的伦理底线来捍卫人性尊严。立法者要提升数字化素养,通过应用并完善智能立法系统提升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

起源论视域下“羞”的道德意涵之衡定

"羞"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精神现象,"羞"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从人类"羞"现象的起源来看,存在着惩罚论、先天论、立法论等不同看法,对于"羞"的起源看法不同,人们对"羞"的认识与判断就会截然不同。人类"羞"的情绪或情感并不总具有道德意涵,不同学说对"羞"的界定不同,因而"羞"的意义就不同。"羞"的面相与类型比较丰富,不具伦理价值的"羞"有时具有其他价值。"羞"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值得肯定,但人类并非所有的"羞"都具有积极价值,对人类尊严与权利的贬损而导致的负面之"羞"则需要杜绝。从起源论上讨论"羞"是为了打破"羞"仅与伦理相关的刻板印象,进而为真正具有伦理价值的"羞"提供合理的阐述。

“性贿赂”行为不宜以贿赂罪定罪处罚

目前我国刑法当中并没有对"性贿赂"行为进行制裁的条款,但是随着随着权色交易案件的日益增多,对"性贿赂"行为进行定罪处罚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然综合各方意见,从理论的应当性、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和理性立法角度出发,"性贿赂"行为尚不宜以定贿赂罪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