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事调解立法理由的体系化展开

商事调解立法在启动前,必须进行体系化的立法理由论证。在正当性论证上,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理论、商事纠纷的特殊性原理、立法和改革的辩证关系,说明了商事调解作为立法调整对象与人民调解相比具有特殊性,以及商事调解制度改革应先以立法方式进行。商事调解立法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商事调解实践为立法提供稳定的调整对象,国际商事调解发展带来外生压力与国家重点发展规划产生内生动力,商事调解的合法性难题必须依靠立法解决。商事调解法律规制的逻辑进路、商事调解立法制定的文本基础、商事调解立法实施的推进机理,共同决定了商事调解立法具有可行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格权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

编纂中国民法典应当制定人格权法编,已经越来越得到大多数民法学者的赞同,且理论说明也越来越清楚。但是,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反对意见。本文是作者为推动人格权法的立法,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编"人格权法编"的基础上,广泛借鉴人格权法建议稿的经验,撰写而成,并附加立法理由书,对应当制定人格侵权法,以及设置各个条款的理由逐一清楚说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论夫妻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的立法理由--以英美法系为视野

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早期,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提出了禁止夫妻人身侵权之诉的立法理由。综合考察,这些理由主要有:准许它会导致家庭和谐受到破坏,准许它会导致夫妻相互勾结欺诈保险公司,准许它会导致过多或过小的诉讼,替代制度已经足够,准许它会导致侵权方受益,准许它会导致保费增加。但从1914年起,英美法系国家或地区开始陆续准许夫妻相互提起人身侵权之诉。在法律改革过程中,上述立法理由受到了否定。这一历史进程可以为我国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专家学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立法理由刍议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趋势,依法治国是中国的基本方略。立法机关立法时何以能从实际出发、体现人民意志,进行立法理由阐释的意义与作用显得十分突出。立法理由即为立法的原因,没有对原因的充分认识,便不能准确地理解法条、正确地解决问题,所以,探究、论证立法理由是使法律发挥其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的有意义的活动。

地方法制下的立法理由公开制度及其建构

建立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立法理由公开制度,有利于公众参与立法,遏制立法中的不当行为,有助于进一步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从地方法制的角度来看,从地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开始建构立法理由公开制度,符合我国改革进程中地方"先行先试"的一贯思路,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立法理由公开制度积累经验;另一方面,立法理由公开制度作为立法公众参与的重要保障,也能成为地方法制建设和相关制度改革的新的增长点。

体系感和立法理由——评《专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3条和第A8条

《专利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23条第1款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同样的外观设计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并且对于所属领域的设计人员而言，与现有设计相比或者与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有明显区别.

论过失危险犯的立法理由

我国刑法对过失犯罪一般只规定了实害犯,而很少重视过失危险犯,而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活中致险源大大增多,在这个背景下,对过失危险犯的忽视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应认真研究和借鉴外国刑法成熟的立法经验,对过失危险行为应当予以适度的犯罪化。

刍议我国设区的市立法理由说明——以《自贡市井盐历史文化保护条例》为展开

立法理由说明的最主要功能在于汇集、归拢利益需求与诉求愿望,同时对所汇集、归拢利益需求与诉求愿望进行适当的衡量与一定的筛选过滤,继而归纳提炼出必要、精确且可行的立法项目或者立法议题。一、研究立法理由说明的缘起在现代多元化社会,立法是一种具有民主性、系统性、规范性和高度专业性的活动。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日新月异的今天,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立法理由说明的现状检视与制度完善

当前我国的立法理由说明在立法层面尚无直接规定,在具体实践中亦存在未说明理由或理由过于抽象、立法理由说明与立法说明混同以及理由说明缺乏充分性等问题,致使立法理由说明的效果不甚理想。确立立法理由说明制度对于彰显现代法治理念、落实立法基本原则、促进法律得到准确适用和良好遵循等均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规范化的立法理由说明一是应在形式上附具立法理由书,确保立法理由的具体性、独立性和全面性;二是应在内容上保证立法理由说明的论证充分性。完善我国立法理由说明需要在立法层面予以明确规定,优化立法理由说明的表达结构,加强对立法(草案)理由的审议评估,最终形成专门的立法理由书于法律公布后公开出版。

立法理由说明的民主功能与制度建构

当前,立法程序无法对立法议题的初始化确定施加影响,因而难以避免外在意志借由议题确定能力对立法施加的总体意志强制。在立法议题确定这一立法的源头机制上,进行一种源于民意汇聚以确立立法议题、推动立法启动的民主输入和总控,是立法民主的基础保障。据此,在立法程序中创设与公共领域相联接的立法理由说明平台,从源头上实现对立法议题初始确定的民主性控制,构成立法民主的基础机制。在功能上,立法理由说明经由公共领域汇聚吸纳立法需求,凝聚关于立法的抽象共识,由此提炼整合立法议题,决定是否启动立法。在制度上,依托“公众立法提案主体(代表或相关部门)立法机关”的理由说明主体关系,建立“立法动议立法提案立法启动”的制度结构,为后续立法环节提供立法议题、立法目的和立法整体方案等方面的民主约束,从而为立法设置基础性的民主框架,由此强化整个立法过程的民主导向。

德日中止犯立法理由问题研究

中止犯的立法理由问题,通常又被称为中止犯的"法的性格"问题或中止犯的"刑的减免根据"问题。它讨论的是为什么对行为人在中止犯罪的情况下,立法者要给予不处罚或减轻、免除处罚。考察德国、日本关于中止犯研究的论著,我们不难发现。

我国民法典分则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理由

所谓居住权,是指居住权人对他人所有房屋的全部或者部分及其附属设施,所享有的占有、使用之权利。居住权制度源远流长,最初是作为人役权的一种形式,出现在罗马法中。自近代法典化运动以来,欧陆国家的主要民法典均将之加以继受并有所发展。甚至在英美国家也存在着终生地产权等与居住权在功能上极为相似的制度。

中止犯的立法及其刑罚理由

中止犯是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一种特殊停止形态。关于中止犯值得探讨的地方很多,对它的立法理由,即使之犯罪化的理由进行探讨,关系着该种犯罪构成形态存在和设置的合理性和实践意义,立法理由的充分和合理代表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和完善。通过对国内外中止犯立法概况和学说争议的分析和梳理,对为什么要设立中止犯、中止犯减轻或从轻的理由又是什么做出阐明,对理解和适用中止犯的有关规定具有重大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

为了更好地宣传刑法,便于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及其他民众全面、深入地理解刑法的内容和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对1997年以来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正后的刑法从立法相关背景及历次修改情况、立法时争议的主要问题、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相关规定等方面进行了逐条、全面的解读,并将2020年12月7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纳入相关规定,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与相关规定

内容实例 【条文】第三十四条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从“居住有其屋”到“住有所居”——我国民法典分则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构想

渊源于罗马法的居住权制度广泛存在于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诸多国家与地区的民法典中,我国2007年制定《物权法》时未纳入该制度,实属立法政策上的失误。当前民法典分则立法应于物权编创设居住权制度,此举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弱势群体的住房问题,而且可以更好地体现所有权人的意志。具体而言,我国民法典分则物权编应围绕居住权的一般规定、居住权的设立、居住权登记、居住权的限制、居住权人的使用权、居住权人的义务、所有权人的义务等十二个方面对居住权制度做出系统性规定,从而在丰富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同时,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提供法律管道,实现我国住房之策由"居住有其屋"向"住有所居"的转变。

从“无夫奸”罪存废理由管窥清末刑律改革的认同困境

晚清刑律改革过程一波三折,其中尤以"无夫奸"罪争议最大,礼教派与法理派关于这一罪名的争论与逻辑缠绕,实则是"争取现代认同"与"捍卫礼法体系"两种立法理由的博弈。《钦定大清刑律》中"无夫奸"罪名的反复修改大致经历督抚签注,劳乃宣、沈家本集中辩论,议场表决以及宪政編查馆推翻资政院决议等环节。"无夫奸"罪存废理由之争凸显出刑律改革的认同困境,清帝国政权合法性在两种观念的博弈中流失。

立法说理的法治意义

公共说理是现代法治的一项本质要求,立法说理作为公共说理的一种重要类型,无论在程序法治还是实质法治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程序法治上看,立法说理能有效促进立法程序的公开性、充分保障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最大化体现立法程序的公正性。从实质法治上看,立法说理能够彰显立法的理性精神、凸显立法的科学态度、展现立法的价值依循、显现立法的合法权威。通过从程序上保障立法理由公开依据的确定性、范围的明晰性、内容的全面性、形式的多样性以及时机的及时性,从实质上保证给出适格的立法理由来指引、说明和评价立法的合理性、科学性、正当性、合法性,可以构建一套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立法说理制度。

公司强制性规范的立法考量

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是必不可少的,将公司法归结为合同法的特别法至少在目前我国这种法治环境下是不现实的。国家在制订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的时候,应从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行为涉他的利害性、公平和效益以及国家政策四个因素出发来综合平衡考虑。